明代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初才开始受人注目的。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的中国通史、明史、中国史学史著作和教材，写到明代史学，总觉得没什么好写。学者们多沿清人恶习，厚诬明人，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显得相当浮浅。可喜的是，近20年以来，明代史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明代史学的研究水平已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为便于读者的理解与判断，先对现有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述 。

    1．20世纪80年代前的明代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不仅专题论著少，即便专题论文也不多。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明代史籍有所注意。李晋华撰《明代敕撰书考》，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官修诸书的经过，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官修史学的专著。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此书解放后又出了增订本，称《增订晚明史籍考》）梳理了研究晚明史的有关史籍，且摘录了大量的书序题跋资料，为后人研究明代史学史省略了大量的抄写与研究功夫，对后人进行明代史学研究贡献尤大。而且，谢国桢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断，如“有明一代，史学最盛”，又如“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这些论断，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此外，20世纪60年代，刘节显然注意到了明代史学文献的丰富，所以，他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曾建议编一部《明代史籍考》。

    明代史学的专题研究有一些，关于李贽，有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容肇祖《李卓吾评传》、朱谦之《李贽》。关于胡应麟，有吴晗《胡应麟年谱》，开胡应麟研究之先河。此外，吴晗于谈迁、钱谦益，容肇祖于陈建，包遵彭于王世贞，柳诒徵于《宋史质》，皆有专题论文。此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也有关于明代史学介绍的内容。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对明代史学着墨不多，但信息量很大，重要的明人史著大部分提到了。

    德国学者傅吾康的《明代史籍汇考》（1965），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明人史籍的史料学著作。可惜此书没有中文版，大陆不易觅到此书 。不过，《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章《明代的历史著述》是傅吾康撰写的，大体上可以一窥此书的轮廓。日本学者对明代史学也比较注意，浅野忠允有《明实录杂考》，今西春林有《关于明代起居注》和《明季三代起居注》，间野潜龙有《祝允明的史学》。对明代起居注、祝允明的《罪知录》，国内一般人不注意，日本人开了研究的先河。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中国史学史》（1967），专列《明代史学》一章，下分11节，依次为《元史》的编纂、大规模的编纂作品、掌故学之一变、李贽之史论、杨慎之学、归有光的史记评点、胡应麟的笔丛、正统论、王光鲁的沿革地图、焦f的目录学、金石学、经世文的编辑、类书。现在看来，作者对明代史学的认识并不科学、全面，有轻重失伦之感。不过，他开拓了不少新的专题，如王光鲁的沿革地图、经世文的编辑，国内学者就不注意。

    总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外学者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明代史学研究不受人重视的原因何在？台湾学者吴智和认为，前人轻视明代史学的原因有三：一是国人所著史学史在通论明代史学部分时，所述多失之浮泛粗略，不然就是厚诬明人。二是明末清初诸人批评明人之史学著述时，过于严苛，以至于泯灭一切既有成就。三是清修“四库全书”诸人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有否定明人成果之嫌疑，尤其是在笔记史料方面 。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若干反思》 一文中，我对以前人结论代替自己研究的恶劣学风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前人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特定时代、阶级、学识的产物。在引用前人结论时，一定要先作具体分析，切忌断章取义地搬用前人现成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具体研究”。

    明代史学受人冷落，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从内部来说，明代史学在某些方面确不如唐宋史学，但更主要的还是外界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推波助澜所致。历史上曾有两个否定明代史学的高峰，第一个时期是清初。清初学人若张岱、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吴炎、万斯同、朱彝尊等，都发表过不少偏激的议论 。第二个时期是乾隆时期。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其指导思想之一，便是清算和极力贬低明代学术文化，“寓禁于征”，这使明人大量重要著作得不到广泛流传，乃至失传。《四库提要》把著作分成正目和存目两档，将绝大部分明人著作贬入存目，使人们无形之中产生一种不重要印象。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通过《四库提要》，对明人著作分别进行肆意攻击。《四库提要》是清人对清以前著作尤其是明人著作进行了秋风扫落叶式清算以后产生的一部目录提要著作。《四库提要》贬低明人著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以偏概全。以个别缺点，否定全书内容之价值，是它惯用的伎俩。（2）给明人扣上“学无根柢”帽子。四库馆臣皆是一群朴学家，他们最拿手的做学问方式是考据，因此，他们在评价明人史著时，惯于从考据学角度衡量其价值：凡是考据着力者，便称是“学有根柢”；反之，则是“学无根柢”。“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 。“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 。这些恐怕是后人否定明代史学时，引用频率最高的“名言”了。（3）谩骂有夷夏之防或有启蒙色彩的史著。王洙《宋史质》，李贽的著作，四库馆臣的抨击最烈。称《宋史质》“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于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于诬民焉” 。思维定势一旦产生，后人遂不加细察，耳食先贤之言，于是讹以传讹，明代史学受到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