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与长期作为美国大学教材的《中国近代史》

  来源: 文汇报

拿到徐中约（Immanuel C.Y.Hsu,1923-2005）先生《中国近代史》的大陆中文版，急于一读。手头早已备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第五版（1995），年前在香港遇见过中文大学出版社根据第六版（2000）翻译的海外中文版。这次得到的是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出版的删节版，对照着读，很有兴味。
自1970年初版以来，徐著《中国近代史》一直列为美国大学教材。直到1991年，擅长文辞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推出《追寻现代中国》（Search for Modern China）后，才分走了部分教材市场。据我的观察，迷上史景迁的多为一班博雅读者。毕竟，徐中约先生是在哈佛大学由费正清嫡传的早期弟子，美国重要大学的“中国学”多为费氏一脉，加之徐著不断修订，增补内容，徐著《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生研究进阶的铺垫堪称正宗，因而历久不衰。
这次大陆删节版的结尾，延续到了“中国的崛起”（第29章），是补充进来的最新内容。也就是说：当时徐中约先生以78岁高龄，仍然与时俱进，抱病增写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1998年的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访等最新章节。每有新版的机会，徐中约先生都会跟踪中国的社会发展，续写新的内容。说起来，一部《中国近代史》，能够在30年间经常修订，不断增补，作者本人就见证了一个庞大民族的激荡经历，也算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幸运。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大多清苦。不少史家一生拘厄困顿，仍然发愤著述，乃至书藏名山，传诸后人之日，已是身临晚境，生趣无多，常令人扼腕叹息。唐振常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常谈起同学少年之间的往事。唐先生和徐中约，都是流亡中的成都燕京大学同学，他们一起在流离颠沛中读完了大学，毕业时正逢“大战”结束，躇踌满志，高歌出川。徐中约也属于那种极愿报效祖国的“抗战一代”青年，却因为目睹随后爆发的内战，不愿蹉跎，选择离开大陆，到美国修学。然后，一生的功业，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另外几部专著。1991年，我和唐先生同在旧金山湾区访学，曾经听唐先生对此的感叹。在场的陈世骧先生遗孀陈太太和其他美国学者也都以为：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和陈志让的《军绅政权》，可以传世。本来，唐先生是约定了下次同去圣巴巴拉拜访徐先生的，后来是徐先生身体不好，终于没有去成，遗憾至今。
历史学家工作之艰难，在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特殊的要求：秉笔直书。然而，惟其有“秉直”的职业要求，历史学家也就被赋予了一项特权：他们可以“裁断往事，臧否人物”。获得这种工作特权，是史家的职业幸运，也是对于史家“秉直”性格的信任和奖赏。没有“秉直”，难有“特权”，这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记载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果一位史家在自己的笔下感受到一项真实（“事”），一次公正（“言”），那份内心的痛快，是足以弥补很多职业寂寞的。我常常想，既然历史学家这个职业是如此地枯燥和清苦，为什么还有这么些人如此地孜孜不倦，一定要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来呢？或许就是迷恋不舍这项“裁断往事，臧否人物”的特权吧？
在这种“不幸”与“幸”的互动消长之中，历史学家们投入了无数的时间，灌注了一生的精力。既然选择了历史学，就要用“秉直”去换取那项裁断臧否的“特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体会出徐中约先生花了30年时间，不断修订《中国近代史》的甘苦和乐趣。一个民国时期出生在上海，然后学成于大西南后方，最后功业落成在美国麻省和加州的华裔学者，用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不偏不倚，记言记行，坚持把自己经历事件和人物，忠实地记录在一部《中国近代史》中。他用自己的“秉直”，换取一个华裔史家在海外观察、研判和记录自己祖国近代历史的“特权”。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英文原名其实是《近代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他关心祖国重新“崛起”的前景，尽管他所记录的，都是中国近四百年中踉跄蹒跚之步履。徐中约先生的史笔是公正的，而作者的身份意识，仍然是一个具有拳拳之心的中国人。按徐先生自承，《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表达）对中国近代进程的看法。”（见本书“内容提要”）徐先生和神州大陆隔绝四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机会回到上海，访问故土。身处海外，只有用不断更新《中国近代史》的方式，寄托对于家乡的忧心和关爱。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柯文（Paul Cohen,1934-）教授在他的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概括说：徐中约的《近代中国的崛起》，属于费正清、赖肖尔那一代的“哈佛学派”，仍然注重描写中国传统如何应对西方冲击的一面，“这种框架实际上迫使他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中比较稳定持久的特点。”（中华书局，1989，第53页）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和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的路径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编年发展的人物+事件+评注的传统叙述框架。我倒是没有觉得徐著《中国近代史》过分跟随了黑格尔论调，也没有不适当地强调中国传统的恒定性，更没有加入什么臆断和恶评，都是实事求是。第六版的《中国近代史》，修订后延续到了2000年。每位读者都可以感到：当今的中国，“换了人间”，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框架。非常可惜的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版本，删去了大量章节，而尤以“第六编”、“第七编”最后二章为甚。如此，大陆的中文简体字读者就很难如实地看到一个传统的中国，究竟如何转型为现在的中国。史家之“秉直”，未得苟存，此为不幸。
徐中约先生在2005年去世，他在最后一版《中国近代史》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通过改革，一种中国式的，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如果它是某种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政体――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一定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见本书第607页）以我的体会，西方裔的学者不会对中国有如此热切的期盼。在这里，徐先生最后一次披露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那种在海外爱着故土的拳拳之心。果如徐先生所愿，则非惟史家幸之，万民亦幸之。（李天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