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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日报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史料宝库，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朝覆亡共四千多年的重要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二十四史中编撰时间最长的达95年，最短的只有11个月。
笔者研究二十四史各史的编撰时间及编撰班子的素质时，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修撰时间与史著质量成正比，时间越长，质量往往越高。反之，仓促草率成书，舛误陋劣必多。时间是史著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以《明史》为例，在二十四史中，《明史》的修撰时间最长，参加的人也最多。从顺治三年(1645年)成立史馆编修，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再到乾隆四年刊刻进呈，历经三朝皇帝，共95年。参加编撰者仅正式上报的就有145人，还有许多参与者未被列入，如对《明史》贡献最大的万斯同，就榜上无名，下文将详细论述。总之，由于《明史》修撰前后长达近百年，中经数代史官的协力合作，有充裕的时间来回推敲、订正、润色等，从而使《明史》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
相反，《元史》的编修，由于迫于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压力，历时11个月共331天，31人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紧迫、匆忙、粗乱，近180万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草成，根本没有时间来核对史料的真伪和问题的分析比较。确切地说，《元史》是史官们迫于政治压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
《晋书》仅2年就成书，21人参加，且搞文学的人甚多，仓促编撰，工作粗糙，责任心不强，因而错误百出。甩开政治思想方面其宣扬天命论，多记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不说，单史事失实、疏漏，书中前后矛盾之处就有许多。清人张逶凇抖潦肪僬》一书中，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难怪清代学者钱大昕批评《晋书》的作者“涉笔便误”。这些生活在唐初的史官们，离晋的时间并不久远，加上又是在前人所撰《晋书》为蓝本的基础上进行编撰，怎么会如此马虎呢？其主要原因，一是他们对史实不作考辨，想当然而下笔，以搞文学创作、写诗填词者的习惯思维使然，缺少史学逻辑和理论思维训练；二是主编没有统稿，房玄龄名为监修官，只是挂名而已，他身为宰相，没有时间修改《晋书》，几十人的集体著作，名为集体负责，实际上谁也不负责，最后不认真核对统稿，舛错必出无疑。
第二，多数私修正史比官修正史的时间都长，有的长之数倍；私修正史多富个性化，靠质量上乘传世；官修正史多数靠史料和地位的权威而传世。在二十四史中，真正意义上的私修正史有5部，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撰写时间最长的《新五代史》达30年以上，最短的也有8年。它们的优长是内容简洁，文笔明快，脉络清晰，史料可信，写人叙事形象生动，时见华采，许多名篇佳作都出自这5部史著，如《项羽本纪》、《治安策》、《伶官传》等等，问世以来为历代所称赞。自隋文帝下令禁止私修正史后，唐代以后惟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只有《新五代史》了。私修正史的编撰时间多长于官修正史，除了人单力薄因素外，主要还是作者把修史当作事业，当作生命来对待，倾毕生精力完成之。再者，私修正史与官修正史不同，责权利明确，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素有视名誉为生命的传统，因而，对于个人署名的作品，无疑高度重视，严谨治学也就成为题中之义了。
官修正史多数编撰时间较短，一是人多，集体合作自然速度要快。二是作者的责任心必受影响，如刘知几指出的“人多阁笔，汗青无日”，即监修官多，意见不一，史官无所适从，史官责职不明，互相推诿，“著述无主，条章靡立”，徒然浪费时间，只好草率成书，上交完事。三是难于摆脱权贵干涉，“取嫉权要，不能直书”(刘知几:《史通》)。多数史官把修史当作职业，有的甚至把它当作仕途上晋升的敲门砖，故隐恶溢美，大搞“急就章”进呈。《明史》编撰时间长达90多年，其实没有完全花在修史者的撰写上，一个重要原因如刘知几所言:“禀承监修，牵制难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组织领导方面的教训。清修明史，始自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但由于时值政局不稳，史料不全，只好暂停。至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又复开史馆，但仅以满文译《明实录》数十卷，真正动工修明史到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才开始，经历34年后才正式开始，而且，其间又先后换了6位主编。可以想见，其无效、重复劳动必多，这当然会大大延长劳动时间。
作者：刘庭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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