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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历史千年 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和政治实践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二律背反”的条件下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惟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是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还批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僚所以“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只是因为“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这种批判，已经触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要害，透露了近代民主启蒙的气息。梁启超曾谈到，《明夷待访录》对他那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严复在《辟韩》中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资产阶级改良派承认人民是国家之“真主”，但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康有为政论集》卷上）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善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第二册）。这就暴露了他们主张民权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民主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他指出改良派诬蔑中国国民不够资格实行共和这种谬论，“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如章太炎因为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容易被少数政客豪富所把持，竟然提出：“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纾其死。”（《代议然否论》）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写的《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论著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做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会被扬弃而不会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古代和近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吸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民为本”的思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焕发出其历史的光辉。(作者：林甘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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