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不杀士人石碑的意义（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国文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咀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作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多次提及“祖宗以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
从《退斋笔录》所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居然像吃了枪药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文化历千年之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虽然，辽、金、元、党项、西夏的侵扰战争，对赵宋王朝起到毁灭、死亡、破坏、灭绝的作用；然而，在相对和平、相安无事、相互对峙而非兵戎相见的和平年代，由于赵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发展、文明得大进步、文学与文艺得大繁荣，让我们看到这个辉煌灿烂的王朝，其建设、发展、腾起、富裕，成为基调的另一面。
两宋王朝积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突飞猛进的科技，高产丰收的农业，富庶活跃的市场；其规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会，诗书礼乐的环境，成为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所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达到极致境界，与这块誓碑所营造出来的大环境，有着莫大关系。
钱穆则说过更仔细些：“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用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当代社会所需要。而我们时时刻刻须臾不离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它之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还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与汉、与唐，都不甚搭界，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赵匡胤不杀士人的誓碑，也许真的是子虚乌有，然而，有一点不可抹煞，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