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史学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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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东学派溯源・自序 》
当民国十七年的冬天，著者曾承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的邀请对于中国史学的演化作下述的讲演：
吾国史学之发展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孔子作《春秋》以迄苟悦述《汉纪》，前后凡七百余年，实为吾国史学上两种主要体裁――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之时代。苟悦而后以迄于北宋末年，其间约千年，吾国史家除继续发挥编年与纪传二体外，颇能致力于通史之编纂。然所谓通史乃《史记》式之通史，非吾人今日之通史也，故此期可称为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之世实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大宗门之思想至是皆始成系统，而儒家一派独演化而成所谓浙东之史学以这于现代。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兹请略述三期史学演化之经过。
吾国纯粹史籍之留存至今者当以孔子所作之《春秋》为最古。以事系日，以日系时，实为中西史籍最初之雏形，而编年一体遂成吾国史籍中开山之形式。孔子之后再过五百年而有司马迁之《史记》。《史记》一书仿《春秋》而为本纪，仿《左传》而为列传，此外别创人书以记载天文、地理及其他各种制度。其义例之精与取材之当，实为古今中外史籍之冠。自司马迁创纪传体之历史而后，不特吾国之所谓正史永奉此体为正宗，即吾国其他各种史裁如方志、传记、史表等，亦莫不脱胎于《史记》。司马迁之得以千古不朽，诚非无固。此后班因仿纪传体而作《汉书》，苟悦仿《春秋左传》而作《汉纪》，虽对于司马迁与孔子所创之纪传编年两体略有变通，为世人所称道；然就大体而论，究觉因袭之处多而创作之处少。其他作者类皆陈陈相因，别无新见。唯编年与纪传之二体则已日臻成熟之境矣。此为吾国史学演化经过之第一期。
自苟悦而后以这北宋之世，吾国史家一面继续发挥编年与纪传二体，一面颇能努力于通史之编纂。言其著者则有梁武帝之《通史》，司马光之《通鉴》，郑樵之《通志》，以及袁枢之《纪事本末》。凡此诸作之宗旨莫不在于贯通古今。然吾人试一考其内容，则《通史》与《通志》之作意在推翻班因之断代而恢复《史记》之规模，司马光之意则大体仿自苟悦，实欲融会纪传体而反诸编年以规复左氏《春秋》之旧。故今存之《通鉴》与《通志》虽不失为吾国史学上之名著，然大体仍未能脱《春秋》与《史记》之成规，与现代西洋学者所主张之综合史相去仍甚远也。唯此期中有刘知几之《史通》，及袁枢之《纪事本末》两书，前者对于吾国自古以来之编年与纪传两体下一详尽周密之批评，隐为吾国旧式之史学树一完美圭桌；后者依据《通鉴X别辑成书，因事命篇，首尾完具，其所得结果无意中与现代新史学上所谓主题研究法者不约而同，实为吾国史籍中最得通意之著作。然就大体言，此第二期史学之演化，仍属旧式通史之发挥，初无新法之创见也。
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经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工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故吾国学术至南宋而后成为三大宗门，吾国史学亦至南宋而后始独树一帜，南宋之世实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也。
吾国南宋以前之史家虽亦不一而足，然史学之发展不成系统，具如上述；而且经史文三种学术往往混而不分。或轻史重文，成喧宾夺主之势；或以经驾史，抱褒贬垂训之观。故学者之于史学或视同经学之附庸，或作为文学之别子。史学本身几无独立之地位焉。自南宋以后，浙东史学大兴，当时道学家至垢浙学为知有史迁而不知有孔子，其盛极一时之情形，即此可见。
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委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人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郑伯熊，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来嘉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金华一派又由吕祖俭传入宁波而有王应成胡三省等史家之辈出，金华本支则曾因由史入文，现中衰之象；至明初宋廉王炜、方孝孺诸人出，一时乃为之复振。唯浙学之初兴也盖由经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人文。故浙东史学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经史文之转变而日就衰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一个时期。
适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这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文学中兴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史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其门人黄宗羡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邵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竞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
唯浙东史学第一期之初盛也，其途径乃由经而更，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第二期演化之经过亦复如是。今人之以文学眼光估计全氏之《宋元学案》及章氏之《文史通义》者，不一其人，即其明证。此殆因吾国史籍过于繁重，科学方法又未盛行，速致研究历史者或陈陈相图不能有所发明，或避重就轻退而专意于文学。浙东史学之盛极难继，盖非偶然矣。
著者在这个演讲中发表几个大胆的主张：第一，就是认定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嘉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人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第二，就是认定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说流人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
上面这两个大胆的主张，好像向来没有人发表过。因为我国学者好像到如今还是认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只有两大派：就是程朱一派的道学，和陆王一派的心学。他们好像从道学为儒家学说的冠冕，把道学去包括儒学；至于真正纯粹的儒家反被他们降到第二流的地位，在正史上只占了区区的儒林一门，几乎和寻常的文学家没有分别。至于程朱两人的学说，他们更认为完全是一脉相传；即使朱氏的学说果然和程氏不同，他们亦认为这是朱氏的青出于蓝，并不是根本上两人异派。
其次，我国学者好像到如今还没有认识南宋以来我国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或“金华学派”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从前人几乎把它看做邪说，现代人虽然能够赏识它，把它的地位提得很高，认为我国学术史上最有光彩的一派，但是他们好像始终把它认做突起的苍头，好像佛经中所谓昙花一样，来无踪，去无迹，一现之后，便长逝了。
著者研究之后，却独持异议，发表他那大胆的主张。他竟大胆地把南宋以来我国学术思想只有程朱和陆王两派的说法完全推翻，主张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旧，演成程朱王的三大派。并且因此竟大胆地把程朱两人同属一派的说法根本打倒，把两人的思想加以分析，表明他们的思想根本不同。著者又大胆地认程氏的学说为南宋以来儒家思想的正宗，并且认浙东的学派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而程氏实为浙东学派的宗主。
以上种种主张都是著者在民国十七年冬日研究宋元学术思想后所得到的愚见。这种愚见是否正确无误，著者自己不知道。因为著者后来曾经发表过一篇讨论程朱同异的文字，经过多年还不曾得到国内同志的指教。换句话说，著者大胆的主张到如今还没有人发生过异议。因此著者不但敢发表他的主张，而且近年来研究明末刘宗周的学说以后，似乎觉得自己的主张很富有成立的可能性。
著者所以要研究这一段中国学术史，本有他的动机。当民国十七年时，他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当时他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著者当时看见浙东诸家学说的粹然一出于正，但是竟不能幸免朱高的痛骂，他就大为惊异了。后来他又看见浙东诸家的学说几乎全是由程氏方面传来，他更是惊异了。因此他的研究兴趣骤然提高许多，而且更进一步去研究程朱两人学说的同异。结果就做成前面所说的那篇辨异的文字，同时并在中国公学发表了前面所述的那篇讲演。
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见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见了一件未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见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见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道释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著者现在把他那溯源所得的种种史实，用笔详述下来，贡献给国内研究学术史的人做一种可能的参考和讨论的根据。
当著者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曾经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提出来和胡适之、胡朴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纬平。姚名达几位先生再三讨论过，承他们指正了诸多错误，著者非常感激他们。周予同和姚名达两位先生很热心地供给他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旁证，尤其有功于这本小书的完成。不过著者近年来职务很忙，读书的工夫实在不多。他在本书中所发见的种种史实，虽然不免涓涓自喜，认为一得之愚，大胆出版；但是究竟这是一得还是一失，他自己实在不敢放心，始终希望国内学者能够给他一个批评的判断。
著者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