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令字如何演变出命字

甲骨文“令”的字形结构有两个，一个是上部的“合”字头，一个是下部的“卩”。“合”是什么？就是一对结绳的相合，当然也可以指一对书契的相合。

依据结绳机制，“卩”则是指结绳的右绳，是结绳关系中，债权人所持，相合则是在在履行契约时，左绳与右绳的比对，以验证右绳的真伪。“令”的字形含义就是，债权人持着右绳，来于债务人所持有的左绳相合，就是要求、“命令”债务人履行契约、还账。

因此，在甲骨文“令”中，起命令作用的是“卩”，就是结绳之右绳，也是借据。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在甲骨文金文时代以及更早，命令都是契约、约定。发号命令者与接受命令者是契约关系，而命令不过此前所达成的共识性契约条款。无论发号命令，还是服从命令都不过是在履行契约。

所以 ，“令”这个字，其主要义项还有善、美好。如《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诗经·大雅·烝民》：“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诗经·凯风》：“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令”的善良美好，源自佑助别人的行为。结绳的右方是财产借出方，对借入财产的左方，这是就是帮助。从甲骨文字形看，这种借贷行为是有利息的，但是，那时尚无刻意追求利息的行为。借贷，以及利息都是双方的约定，因此整个合作显得就是右方对左方的帮助、佑助，是“令”的，是善良而美好的。

说右方借出资产的行为，其属性更多地是佑助，而非谋利，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右”这个字上。以后我们将对“左”、“右”二字专门写一篇义理分析文章。这里稍微提一下。

甲骨文的“左”、“右”，是处于契约机制之下的，并非单纯表示“客观”的方位。甲骨文“右”是佑和祐的母字，或者说佑助、保祐都是“右”的原始义项。甲骨文“左”是辅佐、佐证之佐的母字，或者辅佐、佐证是左的原始义项。

左右的甲骨字形是左手和右手，之所以，“左”、“右”二字有佐、佑的义项，就是因为左右本来就是契约的左右方。右方是借出者，为左方提供佑助。在契约机制中，当契约到期之后，右方持右绳或右契去找左方要钱时，左方要用自己的左绳或左契对其进行验证，辨别真伪。也就是说，验证、证明的工作是由左方来做的，因此叫“佐证”。能够这种验证工作提供帮助叫“辅佐”。

契约的右方，是借出方，是提供佑助的一方，同时也是债权人，拥有向左方索取、责求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凭证、凭据就是右绳或右契，手持右绳或右契就是“令”，可以向左方发出命令。

同时，合同的期限，以及到期还款的决定，则又是当初左右双方的共识，是合同条款，也是左方的信用承诺。因此，右方的责求和命令权力，是完全基于契约的，完全基于左方的意志的，没有任何的暴力和强权。

“令”也被直接被使用到政府的行政事务之中，就是政令、法令，甚至令也被直接用作官命，最著名者如“七聘县令”，这是小官，但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则是大官，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春秋之前，“令”也是政府行政领域直接使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代时期，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契约政治”，政府所发出的政令都是契约、约定，其合法基础不是以暴力和专制为基础的强权，而是以心性和道义为基础的互动和协作。

说三代政治是契约政治，出了“令”字外，还有其他更多的证据，以后我们会就此进行专文论述。此前的文章中也有涉及，请翻看。这里指出两点。一是，当时政令发布形同直接采用了契约机制，与结绳和书契机制基本相同，就是“玉瑞系统”。二是，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的职业化，政府就是由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的所组成的职业团体。

玉在三代时期的中国非常崇高神圣，甚至神秘。说其神秘，因为玉与宗教祭祀有关，是很重要的一宗祭品。但是，如果弄懂三代玉器、玉瑞的实质，就一点也不神秘了。

三代玉器的实质，是玉质书契，是玉质的契约。以前的契约是结绳和书契，所使用的材质是廉价的绳子和木片。玉器以玉石为材质的书契，其本质是书契、契约，只是材质比较昂贵了些而已。

考古学已经证实，玉石崇拜现象并非出现在中原地区，而是出现在遥远的内蒙古，即现在的赤峰一带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8000多年前就有了。

但是，玉石传入中原地区，以及被使用，是相对很晚，应该是在三代之前的五帝时期，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期。这个时期恰恰是政府在中国出现的萌芽期，三代之前中国完全没有政府，是一个“结绳而治”的时代。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社会秩序是靠契约来自维持和保障的，是一种契约秩序。

尽管在龙山时期，中原地区象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兴趣了“玉石文化”，如浙江的良渚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但是，中原的玉石文化却与其他的玉石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其他的玉石文化都是宗教的、神学的，玉石都是先给神的祭品，但是，中原的确的玉石文化则是契约的，玉石不过是一种新形态的契约材质，玉器不过是一种新材质的契约。

在三代时期，玉器也被用作献给神的祭品，但是这个祭品与在行政系统中所使用玉器一样，也是契约。因此，不仅三代时期的政治是契约化的，那时的宗教祭祀也同样是契约化的，认为最有价值的祭品就是契约，这样人神关系也就成为契约关系。

三代时期是不使用文字的。尽管商周时期开始有了甲骨文和金文，但是并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想想看，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怎么发出政令。

三代时期的发布系统，直接采用此前早已在中国存在的契约机制，即结绳-书契机制，只不过，以昂贵且带有神秘性的玉石取代了之前木片，做成了玉质书契，也叫玉瑞、玉器、礼器，最典型的就玉圭和玉璋。

《周易·益卦》中有一句爻辞：“告公用圭”，就是对三代时期政令发布模式的描述。当时的政令内容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形态存在，因此政策、政令的发布只能口耳相传，只能“告”。但是，空口无凭，政令的传播是需要经过多层的中间人的，在语言之外，就需要一个凭据、凭信，玉器就充当这个功能。

甲骨文中没有单独的“命”字，当时，命的义项包含在“令” 之中。也就是说，“令”是“命”的母字，西周时“命”开始从“令”中孳乳而出。“命”中的口，就只指代命令的内容，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形态存在。

同时，“命”还分有一个很重要的义项，就是“天命”、“命运”。直至春秋时期，人们依然很重视“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孔子把“命”的重要性甚至排在了礼之前。这个“命”就是其实就是“令”，就是由“天”所发出的命令，也是天、人之间的契约、约定。作为契约的一方，人并非“命”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者，形成者，和事实者。天也不具备凌驾于人之上的超然权威。“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甲骨文“令”中本有之义。

但是，既然“命”是自己所参与的契约、约定，既然是自己的承诺，那么就需要很好的参与契约的制定，以及在接受这个约定后，要去尽力履行。如何参与“命”这个契约的制定，如何履行好作为自己信用承诺的“命”，这需要“知命”，也是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要义所在。

“我命由我不由天”，绝非是肆意胡来，需要去“知命”，唯有知命，才能更好地驾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