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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正统之论，哓哓相争千余年，至今不息。或帝魏寇蜀，或正蜀闰魏，皆以吴为僭伪，则一。陈寿当西晋一统之世，当晋之承魏，著《三国志》，则帝魏寇蜀；习凿齿生东晋之世，偏安江左，则正蜀闰魏，以晋承汉。而唐朝亦帝魏寇蜀。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纪；南宋朱元晦《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大抵统一则帝魏，偏安则尊蜀。明初，《三国演义》之小说尊刘贬曹，深入人心，而多以蜀汉为正统矣，民国亦以蜀汉为正统，本朝去演义之偏，则并称三国，而究重曹魏，以吴蜀为割据，自毛太祖以来，多有为曹操翻案者，异于台湾之尊刘也。然网上之论魏蜀，各争其优劣正闰不已。尊刘则贬曹，尊曹则贬刘。非尊即贬，非粉即黑，而恶得公正之论哉！ 魏之强，而不足以臣吴蜀，名为禅让，而实为篡逆，何有于正？以德论，而蜀汉之德无以愈于魏吴，以汉之裔正之，则私一姓也。宋之弱，为女真所侵，弃中原而奔江南，欲宋之统正也，顾南宋之势近乎蜀汉，则尊蜀汉，以金方之曹魏，则贬曹魏。此以政治意识之偏为论也。以此抗金，何若明华夷之辨？而宋儒鲜能明言华夷。宋不能御夷狄，乃贬前代，而曹魏尚能臣匈奴、破乌桓、制鲜卑，威羌氐，控四夷而震慑之，与宋之辱于辽金，灭于蒙古，相去远矣，又何足以贬魏？魏亦未可轻贬也。魏承汉，汉献帝亲授于魏文，魏据中原，制六州，御夷有力，犹尊孔祀圣，则姑与其统，不与其正。 以刘备承汉者，史氏之厚也。若以其实，备恶足以当此哉！且有遗议矣。光武之承汉，破灭篡贼王莽，而复高祖旧业，无得而疑也。刘崇、翟义众未一旅，尚能讨欲篡之王莽；金祎、耿纪势孤力薄，亦谋诛方盛之曹操。备受董承之衣带诏诛操，谋泄而逃，数依人而居，得荆益而忘之；偏安巴蜀，曹丕之篡，未尝讨之，而遽修关羽之忿，争荆州之地，举兵伐吴；献帝未死，而利曹丕之篡，诡称献帝见害，以大丕弑逆之恶，而以之承汉称帝，备之私也，是岂如刘伯升、光武兄弟誓与篡贼争生死哉！荡血于伐吴之旅，远愧于光武昆阳之战矣。 曹氏虽篡，而异于王莽之奸，以外戚而继位，假后母而得权，市私恩而收众，用谶纬而欺人，忍杀子而沽名，隔绝帝母，鸩害平帝，禁锢子婴。而曹操当汉灵之时，数有谏言，而辞官回乡，志愿征西将军而已，其初本欲效忠，岂怀篡代之谋哉？灵帝昏庸已极，知不可辅而罢之耳。献帝之困于西京，坐视其死也可，而曹操迎之，使献帝安于许昌。袁绍、袁术之家四世五公，受汉室厚恩而图谋自立，坐视其困；刘焉、刘表、刘备之为宗室，亦无发兵以拯之。微曹操，献帝且无死所，当李郭兵刃之相接，则死于乱贼之刃也何免！操以裴茂讨李郭，乱贼以诛。当此之时，操且有功于汉也。汉室名存实亡已久，群雄割据，汉尺土，献帝屡为乱贼劫制，受操之供奉而尚有名号耳。操之取天下，擒吕布，夷袁氏，藉百战之功，非莽之阴谋于内也。虽知汉之空系名号，而尚畏名义，拒桓阶、司马懿之劝，位止于王，不敢禅代也。丕之急篡，而优待献帝，封为山阳公，待以不臣之礼，异于王莽之禁锢子婴、刘裕、萧道成之弑于末帝也，抑不戮前代宗室，伐吴而未伐蜀。曹睿继之，厚礼献帝不改，献帝死，且率群臣发丧，葬以天子之礼，可不谓之厚道哉！虽无尧舜禅受，舜禹为尧舜素服之诚，而似之矣。且曹氏之为篡，以假尧舜禅让也，刘备以宗室偏安巴蜀，名之以篡弑。若夫其实，固异乎历代之篡矣。篡者，依君而得势，势强而夺之，而曹操起兵于讨董，何有依君，君且仰仗于曹操而得安生。汉土分于群雄，曹操伐而取之，非夺于汉也。使操惟谋自立，坐视献帝死于乱贼，刘备死于吕布，汉名实并亡，无有继汉者，操效汉高为义帝发丧讨乱贼，无所忌而自帝，又奚不可？则何受篡逆之骂名？曹氏无大恶，而受篡逆之骂名，与王莽并诛，亦其不幸也夫！曹魏之篡而子孙未甚祸者，实异于历代谋篡之奸也。后人之苛责过贬于曹氏，重汉尊蜀汉耳。 言治者，或曰尚法，或曰重人，皆一偏之论也。人才虽盛，而无法则乱；法制虽备，而无人则弱。王者以人行法，而不以法课人。诸葛亮之称誉后世，几于完人，鲜有言其失者，虽言其失，其北伐不成，功业陵迟，亦曰战略有误，不救关羽，过于谨慎，不用奇谋耳。至于其治蜀国，则莫不称其善，以比子产之治郑，且拟于伊周。察以为明，督以为能，使民不敢犯法耳，且为法过细，纤毛不舍，而至于烦，是恶知王者之治哉！ 陈寿之称其为相曰：“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而未有举贤良，招才俊，此其所以不能进取中原，俾蜀长久乎！《诗》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文王之圣，尚多求贤才，勤于教化。汉高祖力不及项羽，而能毙羽之命者，以多得雄俊也。得人盛，则天下不足定矣。曹操虽亦以刑名为治，而唯才是举，多得智谋之士，据中原而雄视天下。彼诸葛者，何为也哉！唯见刑法之整齐，民不敢犯，军无所乱，而于招纳贤俊，涵育人才，何其缺也！夫益州，人称天府之国，非乏才俊，纵乏才俊，以礼乐教养之，人才多从教养出，岂徒坐待人才出乎？ 甚矣诸葛亮之以刑名为标准，而乏雍容之度，无宽大之量也！事无巨细，专之于己，未尝委任贤才。刘封骁将，以刚猛难制而劝刘备除之。彭羕、廖立、李严，楚之良才，皆以细行小过诛死，废之终身。马谡智谋之士，用非所长，以街亭之败斩首，魏延大将之才，驭不以道，与杨、费密议而使延死非命。其出师表劝后主信用者，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皆平庸之士，以忠正寡过见许耳。托于蒋琬，只能守成。惟得姜维，继其北伐之任，而以黩戎为群臣所怨，不止成都之降。蜀之亡，尚法而不知用才，人才愈少，岂非诸葛教养之缺乎？司马懿未闻治绩，而能拔才用贤，故其子孙卒一天下。孙权亦未闻善治，而久于蜀。船山曰：“诸葛之张也，不如孙氏之弛也。孙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丧。”张之过，适为束缚，弛之，反得度外之用。不知圣人之道，而未尝与之背，以异端刑名为道，而道遂亡矣。其自比管乐，则亦管乐而已，且不及管乐，管仲死而齐无人，乐毅去而燕无功，诸葛死而蜀不保。其为治国之才，而无治国之量，能吏耳，宰相之体，固未达也。奇谋非长，治国有弊，其可称者，在于治戎乎！整齐不乱，来去有度，虽以司马懿之善用兵，而不能攻，守之有余也。 魏文帝曹丕，篡位之主也，然其篡也，厚于历代之篡，优待献帝，待以不臣之礼，无所杀戮，易位于上，而下固安之，比之前世篡位之主，岂不贤乎！而即位两年，下诏尊孔，辞意俱美，余少时常爱讽诵之，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脩，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此则丕之善政也，吴蜀皆未如此尊孔也。此诏甚美，庄重典雅，乃《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皆不见录，余特抄之。 魏文帝三年又作终制曰：“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季孙以玙璠敛，孔子历级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谓华元、乐莒不臣，以为弃君于恶。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释之之言，鉴华元、乐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盖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延陵葬子，远在嬴、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间，不足为远。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亦为厚葬之诫。 刘封、彭羕、廖立、李严、刘琰、魏延、杨仪合传，皆为蜀之人才而不得其终者也。刘封之刚猛，为诸葛亮所忌而死，彭羕亦为亮所不善，下狱诛死，廖立、李严皆被亮废为民，余尤悲魏延有大将之才，为诸葛之亚，而死于竖子之手，且负反叛之名。夫杨仪安能杀延，延之死，亮死前之谋也。 延者，诚将才也，自关羽、张飞、马超之死，蜀国大将，唯延耳。自刘备之世，已重之，汉中，蜀之屏障，备舍张飞而用延镇守，可谓重延矣，而延不负所任，汉中之守固，非如关羽之招敌、夏侯渊之易袭也。刘备称帝，为镇北将军。诸葛亮执政，大破魏将费瑶、郭淮，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自李严之废，位在诸葛之亚。按延于蜀将最有功，位最高，诸葛死后，宜代亮者。乃诸葛之临终，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以激延之不忿，耻为杨仪所部，起与仪争，相表叛逆。而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咸保仪疑延。人多反延，延遂为仪所杀。魏延素与杨仪有隙，如水火之不容，诸葛生前，延与仪言语之争，至以刀拟仪，亮不能和解之，而令仪主退军节度，延为断后，为仪所督，岂非使其相争相杀乎？而仪既杀延，意以己代诸葛之位，亦不料蒋琬为尚书令，仪只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仪每以年宦先琬，才能又逾之，极为怨愤，多发忿言，费祎告之，废为民，不久又以诽谤收之，使其自杀。呜呼！蜀本少人才，而此诸人之才，为蜀不可多得，乃非废即诛，岂非自弱哉！ 诸葛亮临终之为此令也，欲使蒋琬代己也，亮之属意琬久矣，尝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于武功病笃，孙福问曰：“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皆以琬为继，琬之后，费祎继之，魏延、杨仪皆为所排也。而知琬之年位皆在魏杨之下，琬执政，魏杨必不服，亮所虑也，故以兵属杨仪，为退军节度，而令延断后，以成魏杨之争，延死而仪亦不得权，令费祎制之也。延死，而仪不足虑。临死一令而致二将之死，亮之为谋也谲哉！夫魏延之功之才，人所显见也，蒋琬之平庸，资历亦浅，亮何舍魏延而托蒋琬哉？亮之用兵谨慎，而延常欲出奇兵，为亮所制，袭长安之计，亮所不许。延亦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战略之不合，故不欲以延为继也。延性又矜高，亮所不喜，琬虽平庸，而谨慎持重，亮所安心。延非亮所能用也，虑其难制而为此谋除之。如虑刘封之刚猛，易世难制，劝刘备除之。然以延之才也，当时蜀将之冠，以异葛氏而诛，不亦可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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