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振今以史为鉴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言圣德之远著。作《尧典》。典者,常也。言可为百代常行之道。曰若稽古帝尧,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也。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勋,功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让,故其名闻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时,是也。雍,和也。言天下众人,皆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言圣德之远著。” “宅”是居的意思,“言帝尧之德广被、居止于天下也。” “作《尧典》。典者,常也。言可为百代常行之道。” “典”是常的意思,恒常不变的规律,可以作为子孙后代长久遵循的准则,才称之为“典”。这句话是说,昔日在帝尧之时,以其耳聪听远,目明见微,经纬天地,虑事通达、迅敏,德光普照天下。帝尧的圣德,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很显著。史官叙陈其事,而作《尧典》之篇。 “曰若稽古帝尧,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也。” “若”是敬、顺的意思。“稽”,考察。“稽古”,考察古道。根据历史记载,尧帝是一位敬顺地考察古道而为治的帝王,这是说能够敬顺地考察古道而行的人,就是尧帝。用现代话来说,帝尧是一位能够以史为鉴的帝王。 为什么古人这样强调“稽古”,现代人这样强调“以史为鉴”?因为历史中体现着天道自然的规律,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读历史,就可以很容易地明了天道自然的规律。所以,“道德”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德”是顺着自然规律而做,所表现出来的美德,就称为有德。 中国因为有圣人的教化,所以自古以来就懂得敬畏天道,认为人人都应依道而行,成为一个有德之人。随着心灵的净化与德能的提升,对宇宙人生真相的了解会越发深入。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安身立命,达到“明明德”的境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中国人和西方人讲的“自由”完全不是一种境界。西方人认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那个自由是任性,是随顺自己的习性来做;而中国人所讲的自由,是“明明德”之后所表现的一种境界,就是你无量的智慧、德能、财富、相好全都开发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对于国家而言,可以经世致用,达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的境界。这个“治”,小篆体写作“”,左边的“”是水;右边的“”念“怡”,通“怡”字,是愉悦的意思。古人所说的“治”,意味深长,既指治理,又指在治理中蕴涵着为政的目的、道路与境界。目的,合于天道;道路,遵从天道自然规律的启示而行;境界,达到如水一般流畅、政通人和、百姓安乐的理想治理境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且,水随方就圆,唯道是从。最高的治理境界也是如此,非常的圆融,只有圣人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从“治”这个字中,就可以约略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的特点。“治”,无论用作动词、形容词,还是名词,都是集行动与行动的方向、行动的力量于一体,是在对天道的体察中成就着行为,在实地的行为中见证着天理,而尊道贵德、尊圣崇贤的情怀和止于至善的追求又分明贯穿其间,平实而高远,深邃而亲切,治理的境界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以史为鉴达到的治理效果,从唐太宗身上可以窥见一斑。《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经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不能够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用圣贤教诲治国,不仅有效,而且迅速。大唐盛世确实达到了万国来朝的境界,这些邻邦也都受到唐朝文化的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经常说要“稽古”,现代人要强调“以史为鉴”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