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道”“德”二字。“志于道”的文化精髓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关键，明德弘道的圣贤教育是传承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保证了以文化人的效果，展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和文化建设的迫切性。

“志于道，据于德”的文化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概括。这里的“道”，就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中国古人那里，学习一切技艺，从事一切职业，都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为道的途径、得道的方法。“得道之人”在不同学派也有不同称呼，在《周易》中称为大人，在儒家称为圣贤，在道家称为真人，等等。

得道之人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所不知，即“全知”。这就决定了求道的方法与求学、求知的方法不同。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得道之人正是通过无知、无为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知、无所不为。而在求知、求学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谁来都可呈现其相。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无知），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求“道”开启的是自性的光明智慧，即《大学》中所讲的“明明德”。这种自性明德是人去除思虑后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是的境界，而知识则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等设计而得来。古代修道之人通过“涤除玄览”“心斋”“坐忘”“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等方式成为得道之人。

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都是强调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败亡。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理恒常不变，而体现和落实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则可随时代发展而加以适当取舍和创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据于德”的文化，这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关键。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顺天（即天道）者昌，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革故鼎新，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形成了协和万邦、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志于道，据于德”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道”的完备认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循“道”而行。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明德弘道的圣贤教育

既然“道”如此重要，古人的教育不离求道、弘道的目标。正如《大学》开篇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彰明自性本具的智慧和光明的德性。朱熹解释德为：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简言之，德就是得道之人表现出来的品性特征。能够通过行道彰明自性明德的圣贤君子，才能真正承担起弘道的使命。因此，古人强调“读书志在圣贤”。也就是说，道虽然就在那里，但是如果人不积极主动地去体悟道、发现道和践行道，那么人也不可能成为得道之人，道也就不能为人安身立命、经世致用提供助益。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汉儒扬雄在《法言》中，把儒解释为“通天地人谓儒”，说明儒家对于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伦的事理、规律都能通达明了。而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家是以学道、弘道为己任。正如《周礼·天官》中讲：“四曰儒，以道得民”，儒用“道”来教化民众，所以深得民心。

《中庸》言：“君子之道费而隐。”“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道所包括的范围是广博的，所揭示的道理细微深刻，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含。尽管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但它并非深不可测、遥不可及。恰恰相反，道不远人，它就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贯穿于普通的行为和世俗的事务中。因此，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在求道入德之方上，君子应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下学而上达”，孔子等古圣先贤的伟大之处，就是让人能在日常生产、生活、工作、学习乃至技能艺术的掌握熏陶中接近道、体认道，甚至得到道，因而有了琴道、棋道、茶道、弓道、武道、医道、商道等。当这些技艺后面冠以“道”字时，就超出了谋生技能或艺术欣赏的范围，而成为明德弘道的途径。因此，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就圣人，圣人出现在各行各业。

对于学习从政的士大夫而言，读书、从政同样也是明德弘道、成圣成贤的过程。因此，其读书的方法也有其独特之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是因为通过全神贯注地读书把杂乱的念头打掉，把清净心开发出来，这就是“明明德”；当然，古人也强调“文以载道”，经典中记载的是古圣先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和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因此，通过读圣贤书无私忘我地从政为官，也是一种开启自性明德的途径。在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这样，君子从政的过程也就成为一个明德弘道而成圣成贤的过程。通过深入经典、兴办圣贤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的《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坤卦象征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当取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承载万物。这与《大学》中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思想一致。正如植物根深才能叶茂，一个人具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外在显赫的名声、盈裕的财富、高贵的地位而没有祸患。《周易》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中庸》的“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以及《春秋左氏传》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等，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就是“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新语》中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抱朴子》中也讲：“不修善事，即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这里讲道，孔子虽仅当过陪臣，但后人尊称他为“素王”。孔子被唐玄宗封为“文宣王”，被宋真宗封为“至圣文宣王”，被元武宗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所以百姓尊崇他，称他为“素王”。可见，人一生对世界、民族、人民能够作出多大贡献，并不在于他的财富、权位，而在于他的智慧、德行。

如果领导干部能够深入经典并真正明白这些道理，就能自觉做到明大德、严私德、守公德。这正是文化“以文化人”的力量，文化建设的迫切性以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原载《学习时报》，2023年6月19日。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