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2)

  来源: 中国文学网

二  

　　  
　　如所周知，在文艺整风后所开展的群众性文化运动中，延安文化界不仅于演出戏剧时大力采用陕北方言，而且在整个文艺领域更为深刻地引发了一场向民间艺术形式和民间语言学习的热潮。这在总体上是为文艺整风精神和党的文学观所内在决定了的，是为新的意识形态宣传所要求的话语形式决定了的。因为，为了使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获得其中国化的完整表达方式，毛泽东在话语形式的构成上做了带有革命性的探讨，并且最终完成了对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否定之否定。
  


　　在毛泽东看来，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要想在党内和中国扎根、生长，就必须反对“党八股”，因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他认为，“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历史地形成的。就话语形式而言，新文化先驱者以白话取代文言，建构一种有利于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白话，是“很对的”，但它后来逐渐造成了对“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而且与“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本身所具有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这一内在缺陷一起，形成了一种与工农大众和民族传统相隔离的东西，这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因此，“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若不给予反对，“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显然，毛泽东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仍然是“五四”式的，深知由他主导的意识形态理论变革离不开语言形式的变革，两者是二而一的关系。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当然这有一个追求言说效率的现实问题存在，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有人曾据此把毛泽东倡导语言形式变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战争”或救亡的需要，这是不尽准确的。应该说，这是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完整确立的需要，是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只有通过武装群众才能产生革命性的物质力量，而这自然就涉及一个宣传问题，一个向谁言说与如何言说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而共产党“是为群众办事的”，是要把自己的理论“灌输”给人民大众的，因此，在语言上就必定要求把现代白话予以创造性转化，在向群众语言、外国语言、古人语言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形式和言说方式。显然，这种新的语言是一种与新的意识形态宣传相符合的语言，是一种革命的白话，它在话语方式上形成了一种“毛文体”。“毛文体”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它是与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紧密联结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