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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当时事，当时语
当年，同盟会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此直接取自朱元璋北伐元大都时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二者仅一字之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却以《赞洪文襄》一诗赠洪承畴后人：“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王宏志《洪承畴传》）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很难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规模既不在日寇南京大屠杀之下，次数更尤有过之。故尔，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关键是，从同盟会口号到《赞洪文襄》，政治家眼中的历史，是这样浮如青萍。
当然，其中有一种尴尬或为难，并非不可理解。这就是历史的“时过境迁”。几百年前的敌国，如今成了一家子；从前的戎狄、夷虏，已入中华一统。其实，类似情形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不独中国遇到。且不说四五百年内的事，扯得更远些，周文王之于商朝也算是夷狄，夷夏论的始作俑者孔子赞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还不是因为他自己祖先乃是商人？所以，这种历史变迁既不足奇，更无待遮掩讳饰，只须秉持实事求是态度，古今分别论之，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否则，为着“当时”否认“现在”是自讨苦吃，为着“现在”而否认“当时”又何尝不自取其辱？在这类事实原本清楚、原则并不复杂的问题上投机取巧，似乎灵活多智，实际带来的混乱和错乱，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很难承受的。比如我们不免要问，既然洪承畴成了正面人物，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我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难道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对大清忠心耿耿么？
这混乱或错乱，已影响到很多事情。据说岳武穆的民族英雄地位被羞于承认了。那么，文天祥呢？杨家将呢？苏武呢？历史非妾妇婢姬，不能呼来喝去。一种文化有无良誉，首先是从如何对待、是否尊重历史开始的。
写作中一再感到，明末这段历史之为各种时论撕扯，委实到了皮开肉绽的地步。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王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观点而爱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
凡此，都起于不解和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因又想起，网上目前流行“历史热”，而热在“穿越”，将历史只当作股掌间玩物；对此，人多目作电玩化、“后现代”的后果，我却以为另有渊源。
以上零散思絮，来自《黑洞：弘光纪事》写作过程，随时飘来一些，在脑中或浮或沉，这里姑举数隅。我并不专门做史学工作，对明史抱了一点兴趣，是为其“古代史中的当代史”的特质所吸引，一旦卷入，才体会到史学上各种疥癣之苦，觉得梁启超当年的盼想，到现在仍是努力目标。
（《黑洞：弘光纪事》，李洁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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