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天朝用严刑峻法维护等级特权，刑罚制度比清朝更为严酷。洪、杨诸首领，口含天宪，对部下和百姓可以滥施淫威，动辄斩首，甚至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五花八门，并无定制。对各类异己分子的惩处更是严酷，镇压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基本视为“妖物”，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占领南京后，大开杀戒，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贩大贾，乃至一些知识分子，或杀头或办罪，许多人不堪凌辱和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后期禁书焚书几乎走火入魔，天朝的文化管制空前绝后，甚至由于赌博、吸洋烟、饮酒、私藏金银剃刀、夫妻同宿、私学妖书、辱骂长官等，都能立时身首异处，其刑罚之残酷程度，已无理性可言。总之，其所采用的王权独裁制、后宫选妃制、官僚等级制、残酷刑事制……都与任何王朝政权在实质上毫无二致。
后期，在香港生活七年的洪仁来到南京，由于其特殊经历，思想方面的确超越了其他领导人的狭隘眼界，其《资政新篇》提出“立法制”、“禁朋党”，要求“教法兼行”、改革酷刑，及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改革措施。然而，其主张在太平天国没有引起共鸣，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践，因为此政权当时已病入膏肓，再好的良药已经作用不大。加上他自己不可跨越的文化局限，即他要求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许多主张，都基本建立在为太平天国巩固王权统治的基础之上。更不可原谅的是，他担任过教会牧师，对基督教已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怀着“报知遇之恩”、“竭力效忠”的赤诚之心，不惜歪曲基督教义而对其族兄洪秀全进行神化、美化，编造、宣传天父上帝下旨的神话，论证“天王是太阳能照天下”，幼主亦是“太阳”……喋喋不休地宣扬君主专制主义、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特权主义。
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骨子里依然在传统文化范畴中运作的“革命”，尽管已经渗入了一些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因素，但结果却还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剧，对江浙一带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巨大破坏是很难估算且无法弥补的。为什么中国人民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进行的“革命”斗争，到头来却几无进步可言？这场革命到底是为了谁？农民（包括其他平民）与官僚地主之间虽然也可看作存在阶级对立，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王权主义影响，没有任何契约平等、权力制衡的历史文化基因，这些传统社会与农民阶级本身许多局限，其起义的目的并非是建立一个带有阶级妥协、平等权利，乃至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新政权，而只不过是用暴力消灭旧的官僚统治集团，自己取而代之。一旦权力在手，没有任何制约，最后同样重复出现利用手中的权力依然压迫底层的农民和平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起义并非是一种为了本阶级整体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主要是一种集团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争夺皇帝宝座的斗争，广大民众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可以说，不管你的出身是什么阶级，一旦掌握了没有制约的独裁权力，就往往会走向残暴的专制统治，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很自然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便是进入了唯一只懂得君主专制统治模式的狭隘文化视野之中，没有像样的制衡权力的历史传统，不存在相关的文化素质，形成“有权就有一切”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所谓起义首领蜕变的问题，其实是普通人性与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后的历史必然。农民起义目的虽然是推翻旧王朝，但他们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反对；虽然也揭露皇帝贵族的罪恶，但并不知道需要反对王权主义，不懂得需要废除君主专制统治。暴力革命或许能推翻旧政权，但决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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