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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名
2002年春节期间，我闲翻顾炎武的《日知录》，忽然被一句话触动，心中大震，绕室疾走，浮想联翩。下边抄录这段话（括号内为引者注释）：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我问自己，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各个分支的学名和诨名也传下来不少，例如“传奉”、“帮虎”、“小牢子”、“野牢子”、“小官”、“白役”等等。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白身，非官身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白役”二字比较偏向衙役，不够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的造词法，生造它一个“白员”。“白员”是白役和编制外官吏的统称。
我有一个猜想：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在为这个猜想求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做过五六十条与白员相关的笔记，又几十次上百次地视而不见，与这个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回不能再让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发现和严刑峻法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900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这里的一等临时工叫“主文”，二等临时工叫“写发”。他们都属于白领，管理和领导衙役们。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两千人可不是小数。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座衙门，平均下来每座衙门就有666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编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十倍。
这里说的是官吏名额，不是衙役的名额，而衙役也是吃官饭的。我找不到松江府及其下属两县的衙役额定数字，用其他县的数字代为示意。
北京宛平县的地界相当于今日北京的西城区、宣武区、海淀区和丰台区，需要支应大量皇宫贵族和中央级衙门的差役。扣除上述特有数字之后，我统计出来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本县之役的名额在220人左右。另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省平遥县志记载，平遥县衙门的差役有302名，人均工食银每年6两。
据此推算，松江府帮闲在官的人是额定衙役的两三倍。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指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两三倍似乎更合情理。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这不如明初洪武年间，但比明末的崇祯年间好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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