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教育 2、礼教因素：
中国传统礼教以儒家为最高统，西汉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地位得以确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的枷锁也随之被提到了正统的地位，儒家所讲求的“孝悌”之义成为了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而合乎礼仪地称呼长辈，则是孝道中最基本、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是体现一个人“孝”或“不孝”最直观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将这一规范内化为各自的行为准则，而这一“敬天法祖”的内在修养要求，进而外化为礼教逼迫的产出物――称谓禁忌。称谓禁忌是谐音禁忌的一种，是关于名讳方面的禁忌，是礼教因素在谐音文化中的一个最大折射点。《左传・桓公六年》曾记有：“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注目：“周人以讳事神，明殷商无避讳之礼俗。以讳事神者，生时不讳，死然后讳之，(檀弓下)所谓‘卒哭而讳’。故卫襄公名恶，而其臣有名恶，不以为嫌。”这是能见于文字记载出现较早的称谓避讳现象，“卫襄公”与他的臣子同名相讳的例子。
称谓禁忌作为封建礼教的产物，自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他们治理天下、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用来强化封建父权，可以产生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效用。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父子关系的扩大与延伸，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这种结构来淡化家国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君为父纲，父为子纲”层层压迫，使封建礼教的阴影散布到社会以及家庭的每一个角落，使得称谓禁忌在封建社会愈演愈烈，“国讳”、“家讳”避之不及，李贺因其父名“进”而终生不得上考进士，因为这礼教的迫害、“家讳”的避忌而误了前程。名号犯讳更成了清代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口实。
因此，谐音禁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儒学盛行、宗法森严是息息相关的，是巫术原理趋使下人们的必然趋向，也是礼教宗法胁迫下人们的必然去路，它带有原始宗教与封建礼教的深深烙印，透露出一股浓重的淳朴而愚昧、严酷而无奈的民间风情与历史风韵。
3、心理导向：
而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审视，谐音禁忌更多关注的是“注意强化”。所谓“注意”，是“意识对一定客体集中，以保证对它获得特别清晰的反映”，“注意始终被包含在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中，表现出兴趣和个性的倾向性。在生活中，注意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顺利地获得知识和获得劳动活动的质量和效果的必要前提。”人们为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运用语言进行某些修辞文本模式的建构时，很多时候与修辞者意欲强化接受者的注意、提高修辞文本的表达效应是分不开的。谐音禁忌是典型的基于注意强化的心理而建构起来的修辞文本模式。
谐音禁忌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因为某种避忌，于是一并地避忌相谐之词，或用异词取代，或干脆避而不提，这样的一种修辞文本模式，突破了惯常的思维定式，采用了不同于寻常物的表达方式对接受者加以刺激。在表达上，可视作在特定情境下突破词语的表达规范而凸现语言表达的活力和灵活性，增添文本的生动性。从接受上看，由于对陈规表达的突破，从而使文本产生新异的特质，很容易引发接受者在文本接受中的“不随意注意”，并在“不随意注意”的导引下走向“随意注意”，从而加深对于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理解和印象，并从中得到文本解读的快感和审美情趣。例如，《颜氏家训・风操》说：“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或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使似戏笑耳。”这类禁忌中，因“纭”“桐”与长辈名号相谐，因而相谐之字一并避忌，于是便有了“纷烟”与“白铁树”这两个新词，突破常规，增添了文本的曲折度，使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将新词与常规词法相比较，从而生出会心的一笑，在增添文本解读的愉悦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表达者建构这一文本用意的理解，提高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作者：王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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