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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有多长？三皇五帝有无其人？近代以来，为应对“上下五千年”等中华文明固有观念遭遇的挑战，一代代中国考古人为此毕生求索，每个炎黄子孙对这些命题也充满关注和期待。
2002年，一项承载着“中国考古学百年梦”的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这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历经十年的探索与努力，探源工程获得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多学科研究带来一批令人惊喜的研究成果。华夏文明初期的气象日益清晰，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有望揭开。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梦
1926年2月5日，正值小年，京城一片节日气氛，家家户户忙着过年。32岁的李济却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晋南考古之旅。他怀里揣着清华校长曹云祥和时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的梁启超写给山西省省长的信，沉甸甸的，装着的是这两位学术大师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厚望：以现代考古学确认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国古史。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下五千年”是我们追溯中华文明起源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时的习惯用语，从司马迁开始，便形成由三皇五帝肇其始的古史传统。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关于民族起源的固有观念也随天朝上国迷梦的惊醒而发生动摇和颠覆。中国的命运、中国的未来何在，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严肃且无可回避的问题。而她的未来，有赖于对她的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告诉记者，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并不是从“探源工程”才开始的，而是中国学术界近百年来的一项大任务、大课题。探源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系到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命题。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无视中国文明的整体特点，凭借随意比附，得出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起源于西方之说，一时间弄得国人莫衷一是。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协调探源工程的研究员李新伟说，那些关于中华民族应该从西亚、埃及寻找根源的西来说反映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迷惘及话语权的缺失。“大禹是条虫”虽只是顾颉刚的一个比喻，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已然面临崩溃，一种交织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悲凉情绪弥漫于知识界。
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到底是如何迈进文明门槛的，五千年文明是历史真实还是神话传说？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新生的现代考古学，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李济说：“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联贯起来，做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
殷墟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书写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成为学人们的自觉担当。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指出：“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
此后，在整个20世纪，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矢志为完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使命而奋斗。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一个个震惊学界的重大发现使人们看到了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
“但是，丰硕成果的背后，问题依然存在。”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告诉记者：中华文明是否具有五千年历史？它是如何起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要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以上问题仍远未得出系统认识。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学者，对有关祖国文明的基本问题拿不出较为系统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他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历史学者或考古学者的研究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缺乏学科内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像李济、夏鼐、苏秉琦等考古界前辈虽皆身怀旷世之才，但依然难以一己之力破解如此宏大的命题。
对此，老一代考古学者也早有思考。俞伟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又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奋斗目标，“我理解，他是要告诉大家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应当是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合为一体的研究成果，而这正是在下一个世纪要奋斗的目标。”
“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据王巍介绍，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充分揭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进而对人类文明的研究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10年来，探源工程各课题组对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20多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和中心性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通过丰富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工程科研人员复原了不同时期先民的生活情景，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日益丰满的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故事。
“距今4000多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处特殊建筑内，上层贵族们已经陈设好了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当春日的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刹那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四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
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何驽绘声绘色地给记者讲述了根据新发现的“观象台”遗迹复原出的古人“礼天”细节以及“居住在巨大都城中的宫殿里、垄断了军事权利和祭祀权利的王，如何通过祭祀来维持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正是工程以聚落考古学方法为核心的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工作全面展开，极大深化了对这片史书记载的陶唐之地距今4300年至3900年社会发展的认识。
1977年，苏秉琦面对良渚遗址曾经感叹：“我看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随着探源工程的实施，这一预言也在不断被证实。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工作，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气度恢弘的良渚都邑画卷：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这正是探源工程研究充分展示出的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发展水平。一直负责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斌提起这些年不断取得的进展便喜形于色。
探源工程启动以来，不断有让人惊喜的新发现。2012年6月，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一尊陶人更令考古界人士为之欢欣鼓舞。
陶人通高55厘米，形象逼真、表情丰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告诉记者，在对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测绘时，一些独特的泥质红陶片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他们马上对周围100平方米范围内的所有耕地进行筛选、采集，不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陶片。经过精心拼对修复，最终用65片陶片复原了这尊目前为止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最大的一件整身陶质人像。
刘国祥至今对这一发现还激动不已：“陶人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们先祖的形象。它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崇拜信仰体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考古实证。”
“十年探源，十大发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发出由衷赞叹。自工程启动以来，他们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的钻探与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等等。
“这些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城址和聚落群领地都有几十平方公里，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的邦国规模相当，墓葬所显示的等级规模以及社会阶级矛盾或族群争斗表明了区域文明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最好例证。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负责人张弛研究员表示。
与这些具体成果相比，工程的另一重要成绩和贡献恐怕更在于高科技研究手段的介入、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文明形成标准的重新评判等方面的尝试与探索，这些使得我们能够与国际考古学界进行更加平等多元的对话和交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如是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的团队负责运用新型手段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模式与古环境的关系。他告诉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自然环境与人地关系研究，使得以前一些长期困惑学界的重大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相比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多元一体”模式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独特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形成，同中国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演变存在密切关系。
工程第三阶段设立的“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资源、技术和生业研究”课题，汇集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不同单位、不同学科的专家集体攻关。据负责人袁靖介绍，该课题以动植物遗存、青铜器、陶制品、生产工具、玉器等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技术和经济在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核心，吸收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农学、医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学科的学者参加，真正实现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碳14精确测年方法为文化谱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数据；孢粉分析技术的引入，对研究古环境变化情况提供了可能；空间遥感技术在考古调查中的应用，为我们认知古代遗存提供了新的视角。”
“探源工程进行了10年，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对其背景、原因和特点也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包括农业与手工业是否显著发展，是否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其附属的大型公共设施是否出现等。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出现了王权和国家。”
王巍强调，探源工程也许会促使中国学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文明的话语表达体系，而这也将是对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贡献。
“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已经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中华文明五千年绝非虚言。”王巍说得非常坚定。
“在田野上放牧青春”
考古从来就不是一门书斋里的学问，需要的是经常下“田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间短、工期紧，参与工程的中国考古人常年奔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抛家舍业、备尝艰辛，在古与今的对话中挥洒青春和汗水。
何驽10年来平均每年都有5―6个月工作和生活在陶寺遗址发掘现场。由于经常动手铲刮平面，他的右臂比左臂粗，右手拇指下的掌垫肌肉比左手厚，留下特有的“标记”。
“撇妻离子，工地是家，家是旅馆”，这是考古人生活的常态。何驽告诉我们，同组高江涛博士的女儿出生在工程期间，小家伙每次见到不常回家的爸爸都以为是陌生人，吓得哇哇直哭！
陶寺考古是纯野外的工作，风吹日晒，黄沙扑面，把这些城里曾经的“白面书生”晒得一身“好肤色”，黑黝黝的再加上不修边幅，“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捡陶片的”，自称“陶寺人”的他们常笑言这两句描述考古学家的流行语说得还真像。
2003年―2005年，发掘陶寺观象祭祀台遗址，是何驽和他的同事们最激动的时候。何驽说，这三年发掘中的每一天，自己都处于亢奋状态，因为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进展。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李延祥研究员被人称作“追寻‘补天遗石’的人”。他认定上古“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传说，很可能是对早期炼铜技术的神化，因此把古代冶金炉渣形象地称为“补天遗石”，坚信其中蕴含着揭示古代冶金技术的秘密。
古代矿冶遗址大多在艰苦的山区，多年来，为了考察和取样，李延祥奔波于辽西、晋南、甘肃走廊的20余处早期冶铜遗址之间，足迹遍及北方六省。
“怕苦的人干不了，也干不好这个活。我们需要的是合作、不怕苦、认真求实，”李延祥坚信，“希望就在田野上！”
1985年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至今，刘斌一直坚持在浙江野外考古第一线，晴时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然而对他来说，考古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在探索中华古老文明的征途上，他痴迷在与历史、与文明的无声对话中。
2006年6月，刘斌在杭州瓶窑镇长命乡发现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河沟，他敏锐地预判这里可能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古城墙。历经一年多的调查钻探，一座尘封地下5000多年、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见天日。
谈及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刘斌说：“我的梦想是让良渚成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成为民族的魂、国家精神家园的载体。”
在探源工程群体中，像何驽、刘斌这样的考古工作者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这就是参与工程的200余位研究者这10年生活的真实缩影。“人们常说我们‘是一群在田野上放牧青春的人’，我自己倒挺认同这句话的。人迹罕至的乡间荒野经常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天堂。”李新伟开玩笑地说。
在王巍看来，自己的团队是有着远大抱负的，不仅要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同时还要推进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其实这也是中国考古人的一贯追求。苏秉琦先生就“终身一心为重建中国古史、为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为中国考古学能更好地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奋斗不已”。
围绕着探源工程，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先后举办：“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走进安阳殷墟，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览以及“2012文明探源公众考古论坛”等，及时把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反馈，实现了考古学向大众的回归。
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使得探源工程超越纯学术研究范畴，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和使命。正如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所说，“它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文明起源，也会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学术是一个时代的写照。王巍说：“在举国上下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中，探源人和中国考古工作者将继续努力求索，寻求新的发现和理论突破。尽管探源之路依然坎坷而漫长，但我们坚信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将被我们揭开！”
这是全体探源人的心声！
(本报记者 户华为)
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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