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作中的那些“重口味”牛粪烧芋头是啥滋味？

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曾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并引》）南宋初年，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引述此说，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然而此说实出自苏轼，他于熙宁八年（1075）《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可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苏轼论诗之语，但诗学史自来对此忽略了。我们如果比较苏轼与黄庭坚诗的书写特点，则不难见到苏轼诗是以俗为雅见长，黄庭坚诗则以故为新取胜。

苏轼诗作中的那些“重口味”牛粪烧芋头是啥滋味？

苏 轼

苏轼曾对一位诗僧谈诗法时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竹坡诗话》）冲口而出的常言实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口语或通俗的语言。苏轼认为使用常言，遵循艺术法度，此即是诗歌创作的奥秘所在。这补足了他对以俗为雅的解释。

中国古典诗体的艺术形式发展至宋代已出现明显的雅正倾向，苏轼提出以俗为雅非常有助于诗艺的创新和宋诗特色的形成，这意味着对唐诗所建立的范式的破坏。北宋后期诗坛即有诗人发现并高度肯定了苏轼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朱弁《风月堂诗话》载：

（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使用。如街谈巷说、鄙里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

释道潜（参寥子）是苏轼的友人，他认为使用世间俗语以至街谈巷说入诗，只有苏轼能够熔铸，以俗为雅；这不是一般诗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纵观苏轼的诗作，他在创作实践中确实以此为创新，成功地实现了以俗为雅的诗学宗旨。

以日常口语入诗，使诗歌通俗自然，极为流畅，这是苏诗中常见的。苏轼《题沈君琴》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此诗通俗易解。《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乃戏语，以常言写来，更具自我嘲讽意义。苏轼晚年在惠州谪所，作《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诗的首两句是冲口而出的常言，叙述凡庸生活细事，但诗意的发展出人意料，深刻地表现了贬谪于岭南的痛苦心情。此是以常言与典雅诗意结合的范例。此外如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和子由蚕市》），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当我们细品这些以通俗常言写的诗句，它们虽然浅俗，却有很深的人生意义。

在诗史上以通俗明白的常言入诗并不足奇，而以俗事、俗物入诗则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苏诗《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表现苏轼在杭州任时对雨中服劳役的民众的深深同情，诗有云：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苏轼自述：言百姓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劳民，转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至此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诗中所描述的民众在泥水里劳动如鸭与猪之投泥，长官与牛羊在狭道上争路，这皆是不雅的粗劣的俗事。此外如《秧马歌》咏插秧农具：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肋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除夕访子野吃烧竽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以上诗中的两足四蹄牛粪烧芋懒残等意象皆是极不雅的和极不美的粗恶事物，但苏轼却使用了这些意象。

在苏诗中我们易于见到方言土语或戏言的使用，若非作者加以自注或时人的说明，我们便难了解它们的含义。周紫芝记述：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万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竹坡诗话》）错著水与为甚酥是苏轼一时的戏言，竟以入诗。王直方记述：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经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苕溪渔隐丛话》）诗中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的行业语，苏轼以之与友人相戏。

苏门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是宋时方言俗语。此外如诗句对君难出手（《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句中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和蒋夔寄茶》），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又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答王巩》），村为宋人俗语，为粗俗之意。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其二），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东坡八首》其四），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使用民间方言土语及戏语入诗，这是诗史上出现的很奇特的现象。

苏轼使用生活中通俗的常言，使用俗事俗物，以及使用方言土语和戏语的例子，皆可说明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这些诗句虽然俗气，甚至粗俗，但我们了解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和所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可见到在俗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宋人的风雅情趣。此种情形并非苏诗的个别现象，我们还可在苏轼许多博雅深奥的诗篇里见到某些粗俗的意象。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作的五古长篇《监试呈诸试官》之第一段：我本山中人，苦寒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禀。既得旋废忘，懒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每闻科诏下，白汗如流渖。诗甚典雅，又具自嘲，如麻衣墨水两句似俗语而实有出处，而白汗则是俗语。

以俗为雅是苏轼诗的基本的艺术倾向。南宋后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指责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认为这是诗弊，有违诗体之特性。苏轼和黄庭坚与唐代诗人比较，他们确实存在以文字、才学和议论为诗的现象，而且较为严重，造成他们作品的博雅艰深的特点。自严羽批评之后，这成为后世诗学家攻击与否定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展开长期的唐宋诗优劣之争。然而严羽以来之论诗者都忽视了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存在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以及在此风的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通俗的白话诗。因此由苏轼开启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很值得我们关注，并应引起我们对宋诗艺术特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