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历史”指“古希腊”与“古罗马”而言，而“古典学”一词则特指从18世纪开始以公元前480—前323年“古希腊”及奥古斯都时期“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不仅如此，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概念，本质上也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古印欧语”谱系的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要复兴中华文化，不认清西方“古典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易为所惑、落入文化转基因的危险境地。本书试图通过证明“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概念以及“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虚构性，通过揭示“西方学统”的重重疑窦，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师友林明先生经常对笔者说：“西方其实并无文化，古希腊除了是个地名、什么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历史大多都是后世好事者编造的故事”；“文艺复兴？一个死了上千年的传统，怎可能说复兴就得以复兴”？为了求证，笔者带着团团疑惑，在涉猎西方历史文献及相关史学著作时留意于此，结果发现，林明先生所见非常准确。于是笔者对西方虚构“古典历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统揭露西方“古典历史”的虚伪性。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 见[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凯尼恩所指希罗多德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版下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
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说见本书第3章第2节考述）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 同上第30页]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 “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民国102年10月第1版]。《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 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着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 同上第45页]
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 同上第44页]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 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 同上第30页]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 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古希腊”本无文字
“古希腊”本无文字，从商业民族腓尼基那里借来了“字母”，据为己有、形成“希腊拼音”，而腓尼基字母则来源于古叙利亚及古埃及。与其说是“希腊字母”，毋宁说是“闪米特字母”。
“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358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后世所见“古希腊语”，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标准希腊语”
‘标准希腊语’，也叫‘共通语’，是一种所谓“希腊化时代”的人造语言，流行于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亚、非地区。
“古希腊共通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260-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标准希腊语”得以流传下来，因其为基督教所使用
尽管没有哪一种基督教起源于希腊，却一致偏爱使用希腊语。“标准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的最初使用的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
实际上，犹太人用“标准希腊语”创作《新约》很自然，“标准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腊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纪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已经用“腓尼基字母”进行创作了。
新约如此，旧约也如此。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七十子希腊圣经》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圣经版本，并且被犹太人广泛运用于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运动中。
所谓“标准希腊语”并非“希腊语”
后世所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本身也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所谓“希腊字母”，本来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属于西亚文化的范畴，因而西亚人使用“希腊字母”不足为怪。伊朗人用“希腊字母”、大夏语用“希腊字母”、创作《新约》圣经时，犹太人也用“希腊字母”。不仅在亚洲，欧洲人也拿希腊字母来标注自己的方言。如高卢（法国）人用希腊字母。（详见本书第4章第2节相关内容）
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发现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惊人的相似。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
如果真有“古希腊语”，一定是方言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所谓“古典时代”在希腊半岛所使用“古希腊语”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古希腊语”发音系统是十六世纪荷兰文学家埃拉斯穆斯新造的。
据说古希腊地区有二十种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奥尼亚希腊语、爱奥尼亚希腊语、阿尔卡多—塞浦路斯希腊语及多利安希腊语。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幻不定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 [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5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
19世纪希腊复古主义败坏了希腊“口语”
“近代希腊语与西方口语很相似，也强调重音，而不强调音节。它还创立了一种相似的重音诗体，即所谓的‘主节律’，与古代希腊韵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腊的重音诗体是11世纪瓦西里·迪耶涅斯·阿克里塔斯的史诗---与《罗兰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诗---的载体。但是，如果说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西方各种活语言的方言文学之父，其影响经历900年仍长盛不衰，那么，同时代的这首拜占庭史诗却由于东正教世界复兴了古代希腊语言和文学而被阉割，丧失了原本应有的使命。甚至法国和威尼斯口语文学所提供的榜样，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腊口语文学。
希腊文化在东正教世界的复兴发生在这种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长期接触之前。19世纪，当希腊东正教徒对西方的态度从蔑视和敌视转变为赞扬和欢迎时，这种文化交流本来可能会把近代希腊语言从僵死的希腊文化幽灵中解放出来。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从同一个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毒汁；结果，19世纪的希腊人更强烈的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语一脉相承，他们祖先的东正教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乞灵于语言复古主义，硬在自己的母语中塞进大量的古希腊词汇、变音和语法，从而败坏了母语。因此，在语言文学领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来是利用生动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手段，而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缚现有的希腊活语言。”[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莎草片既不可能承载古典文献，羊皮卷则为中世纪教会所垄断
在中国纸传入之前，欧洲中世纪用羊皮卷抄录文献，基本上限于基督教会和修道院，除了《旧约》、《新约》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献。教会与修道院都是严格禁锢人们思想、排斥异端学说的场所，怎么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断进行抄写、传承呢？
所谓“古希腊手稿”缺乏可信的流传著录
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间不见的“古希腊手稿”，于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出现，从所谓“古希腊时期”，到“希腊化时期”，再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又回流到西欧的过程，没有可信的流传著录；经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重重翻译而来之说也不可靠；即使真有“古希腊手稿”，也不可能大量流传下来。
“辉煌的古希腊”，在考古学上得不到证明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不遗余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在亚洲土耳其境内，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古希腊古典时代毫不相干。
今日所见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十八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所绘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建。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今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十八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 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三千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
“虚构故事”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
如上所述，在十五世纪至前，西方由于没有方便记载语言的工具，加上没有长期的史学传统，于是在有了造纸工业之后，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毫无顾忌地开始了争相编造故事的传统。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就形成了捕风捉影的风气。
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出于无奈，不得不将“虚构故事”作为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5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
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例：“世界就是通过这些传说了解亚历山大的，就像它通过《伊里亚特》了解海伦和阿基里斯一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就是真实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传说四处传播，在24种语言中已经收集了80多个传奇版本。”[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1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因为没有真正的“文献”基础，结果“西方古典历史”就“只有故事、没有历史”（详见本书各章节相关内容）
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倚赖“比较语言学”
西方历史学在十八世纪“讲故事”的模式下没有出路，于是在十九世纪发明了“比较语言学”，这样西方历史学就由此变成了“历史科学”。
通过“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语音系统、语言形态、语法和语汇进行比较。原则上，在有亲缘关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差异都应该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也都对应着系统的演变。以比照法得出的构拟结果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萨义德《东方学》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幅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
显然，这不过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的运算模式，从其实践来看，“古印欧语系”和“闪语”都是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实验室里虚构出来的概念。
“先入为主”是“比较语言学”的典型方法
“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是一个数学算式，通过统计各语种在其基本语汇100词（后来是200）中与所比照语种同源的词语所占的百分比来推算语言分划的年代。用一两百个单词进行比对，发现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单词有相似者，即断言两者同出一源，然后定义为希腊语源，树立为专业权威，并以之衡量天下，为西欧中心论造势。同样的发音，一定是希腊语为源头、其他语言为末流。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源于“西方古典学”
中国学者都熟悉近代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然而，岂知为了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真实性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原来是西方古典历史学的工具，为的是以十九世纪新造的传说、否定十五世纪以来形成的老的传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其间英国学者康诺普·瑟尔沃尔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
康诺普·瑟尔沃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 [ [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
原来康诺普·瑟尔沃尔创造“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为的是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形象、从而为构建“西欧中心论”服务的。（详见本书第3章、第4章相关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概念
文艺复兴首先是、也许从来就是罗马的，当时对意大利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古罗马的民族历史，并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希腊作为政治实体始于十九世纪。辉煌的“古希腊概念”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欧学者们的虚构。
十六世纪，称谓“希腊地区”的名称五花八门，希腊地区属于东方（雷旺达），当时对希腊地区的称谓有：亚该亚、索非亚、鲁梅里、‘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等。
在16世纪的英语、法语中，‘希腊人’一词为通用名词、意指“骗子”；罗马人呼希腊人为“畜牲”。（详见本书第3章相关内容）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
16-17世纪，西方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并不包括“希腊”。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100年间，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终于将“雅典”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推崇为古典历史时期的“首都”，使之与罗马及耶路撒冷并驾齐驱，并最终后来居上，居于世界古典历史之首席地位。
对于其虚构手法，这里举一个例子：
重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这是如今普通的说法，人人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其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其实，拉斐尔的这幅画挂在梵蒂冈教皇办公室的走廊，原本是用来为天主教装点门面、表现天主教传教内容的一幅画作。该画创作于1509-1510年，将其称为‘雅典学院’则是在十七世纪末，确切地说该画是在1698年之后才被定名为‘雅典学院’的，距其创作完成经过了差不多190年……
该画名称‘雅典学院’（Georgio d′Atene）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Liceo d′Atene）有关。[ 参阅英格丽德?罗兰（Ingrid Rowland）撰写的《雅典学院的知识背景：在朱流斯二世的罗马中探寻神医》，选自马西亚?霍尔（Marcia Hall）主编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剑桥，1997年，第150页以及注释第56。哈里?B.古特曼的文章《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中的中世纪成分》（期刊《思想史》第2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420-429页）（详见本书第3章第4节“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
当代意大利著名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说，在他年轻时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不懂“德语”就不能学习古希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句：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露“古希腊”之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纪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
“汉字”由于具有“字形”的特点，并且自汉代以来就有编撰大型字典、辞典的传统，有绵延不断的训诂学传统；因而可以在时间跨度几千年、地域跨度上万里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发生歧义的机会较少。
对于记录语音的“书面语言”而言，因没有“字形”，缺乏“望文生义”的功用，只能“音中寻义”，加以因其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其稳定性与传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字形”，因而要准确传达其语言的含义，就需要大量的“定义”和“概念”限定词义，这样就离不开词典。而希腊古文字学起步甚晚，以伯尔那?孟福孔《希腊古文字学》问世为标志，希腊古文字学首创者于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词典的条件下，要想准确地传达“古希腊语”拼音词句的含义几乎不可能。
举例来说，在有了纸张之后、十五世纪英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英语方言之间相互间看不懂对方写在纸面上“词句”的含义。其他欧洲诸语言也都一样。因而，某种拼音文字语言，在跨种族、跨地域、上千年时间条件下可以被传承，无疑是一种神话。
十六世纪“拉丁文”不能转译的“哲学概念”举例
“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 [法]吕西安·费弗尔《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译本第494-49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翻译“思想概念”的前提是掌握所翻译“思想”的内容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业士，也没有读过数学业士，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而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 同上第495页]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 参看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神话·理念·现实》中译本第142页，台湾新北市广场出版2012年8月]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7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
“罗马帝国”于476年崩溃，是一个“大谎言”
公元476年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换句话说，476年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界线。公元47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历史学家们说：那一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标志年。
为了安排辉煌的“古典时代”的结束，于是编造这么一个谎言，说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实上，那一年什么也不曾发生。（说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罗马帝国”其实并不存在，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近代学者以并不存在的“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作为世界史分期的界限，苏联历史学家进而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现代中国学者又将其奉为圭臬……
作为近代西方法律样板的“罗马法”，其实并无根据
从“罗马法”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来看，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罗马法的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对后世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没有人真正见过“十二铜表法”。后世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不过是所谓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的一部《民法大全》，而这部《民法大全》内容博杂，实际上是一部伪书。我们知道，真正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律一定有何时公布、适用范围怎样，何时做过修订，何时废止，何时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的演变过程。而这部《民法大全》平面展开，只有系统，没有历史时间概念，不过是由许多伪书攒凑起来的一个大杂烩。（详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方文献现有“中译文”资料，足以证明西方“古典历史”之伪
在十九世纪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下结论的时候，西方学者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非常有限。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全盘否定的时候，其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除了耶稣会士翻译的一点点不准确的资料之外，黑格尔竟然倚重的是一部明代三流小说《玉姣梨》。（详见本书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章节）如今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历史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就文献资料来说,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早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下结论时所占有的文献状况。
举例来说，作为古典历史基本典籍的所谓古典文献原典都有了中译本，如：《亚历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伊里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神谱》、《古希腊悲剧戏剧全集》、《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埃涅阿斯纪》、《罗马帝国的崛起》、《塔西佗编年史》、《塔西佗历史》、《阿庇安罗马史》、《圣奥古斯丁天主之城》、《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详细内容请参看本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
尤其是开始有了部分西方开明学者揭露造假欧洲“文艺复兴”、“东方学”、古希腊“雅利安模式”等古典历史著作的中译本。如：[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等，也有内容虽然不是直接揭露造假“古希腊”的，却对于揭露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线索，如[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线索。因而可以说现有中译本初步具备了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的文献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上列对西方“古典历史”进行质疑的著作，只是局部地对伪造“古典历史”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怀疑，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在维护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虚假“古典历史”的存在。
我们参考了上述所谓的古典文献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以考据学的方法，钩沉索隐，在蛛丝马迹中、为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提供线索，以期唤起学界同仁共同关注这一严重问题。
本书筚路蓝缕，体例草创，采取以相关各类学术著作引文为主的形式，一方面力图避免主观、就所考述内容标明来历，便于读者一一复案；另一方面也含有表彰中外学者之见解，兼示不敢掠美之意。
笔者并不奢望以一人一时之力能够轻易廓清数百年之迷雾、推翻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伪学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则幸甚。貌似庞大的“西方学统”建立在虚构的“古希腊概念”之上，相信通过有志复兴中华文化同仁之共同努力，一旦将“古希腊”及“古罗马帝国”之概念彻底解构，西方伪学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本书主题涵盖内容广泛，在取舍时难免挂一漏万；本书所述内容、观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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