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希腊罗马学”真面目
——兼评历史观上的双重标准
董并生
2017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整版刊登了有关世界历史的系列文章，专门论述西方的“古典历史”。一篇颂扬“古希腊文明”，一篇赞美“古罗马精神”，还有一篇则推崇“拜占庭帝国”对“古典文明”的传承。这三篇文章相互关联，分别由国内相关古典学专业的专业学者执笔，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正好涵盖欧洲“古典学”的范围。
欧洲“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历史”。“古典历史”指“古希腊”与“古罗马”，具体来说，“古典学”一词特指以公元前480-前323年的“古希腊”及截止“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为止的古罗马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而所谓“拜占庭帝国”的意义，则是为了给断绝了千年以上的“古典历史”在所谓“文艺复兴”的复活中寻找一个“传承”的依据。
表面看来，这几篇文章虽无什么新意，却也似乎并无大错。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表面上堂而皇之的文章之中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来自于19世纪前后兴起于欧洲的西方中心论，就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反映而言，一方面表现为20世纪初开始的对中国古史的疑古风潮，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西方列强历史的美化与追捧。
事实上，这个“古典学”概念并非真是什么古已有之的西方学术传统，它不过是在18世纪末期，具体来说是1795年才登上历史舞台的。[1] 换句话说，所谓“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在本质上它成形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完全是一个新面孔。
质而言之，当前历史学观念中的这种倾向并非无关宏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涌动之下，这样的文章显得不合时宜，对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且为害甚大。
一．“虚构事实”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前西方没有历史。“伏尔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2] 以及关于15世纪末叶以前没有任何事物是真正能够为人所知时；他就一举而说出了两件事：即早于近代的事都是不可知的，以及更早的事都是不值得知道的。”[3] 他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像研究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4]
15世纪之前，在中国纸张与印刷术尚未普及时，欧洲历史一片混沌……
不论是法国、英国还是德国，都是如此。伏尔泰说：“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生活的时候，法国人还在那里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5] 休谟认为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纪，即英国形成的时代，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6] 歌德则拿中国对比了德国的情况：“中国有千百种这样的小说；在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小说了呢。”[7] 歌德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原来是《好逑传》，歌德没有多少中国文化知识，因此拿一本中国的三流小说顶礼膜拜。为了此事，今年中国一位著名作家还大受刺激。
史学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构成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所谓的“历史著作”之“历史”, 和中国“历史”的定义完全不同, 西文之“history”, 原本是 his story 的意思, 即是“他的故事”, 在有了中国纸张之后，欧洲诸民族的口语开始试写在这种纸面上，逐渐形成了欧洲方言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大一统的政治，也就没有大一统国家进行历史纪录的需求，因此也不会有史官制度，也就没有历史纪录。于是，西方诸蛮族的人们高兴了便随意写写他人的故事,并不当真。后来发现中国人有历史，于是就模仿中国历史，开始编造自己的历史故事，这就是欧洲历史学的起源。[8]
西方因其没有历史，于是“虚构历史事实”就成了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这与中国史学的体制及原则完全不同，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方法时说：“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只同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而并非同全部事实有关；在另一方面，除了记录事实，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9]
正因为西方没有历史，因此在与中国接触之后，面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及文化生活，欧洲人不禁自惭形秽，于是就不惜虚构、乃至伪造历史。
例如，在中世纪炮制出炉、托名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古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的近似虚构难道不是有用的吗？”英国历史学家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谈到有关文献的章节时说：“我们并不想废弃看上去似乎是真实的谎言。”[10]
西方的学者们正是用这种虚构历史的方法，来编造所谓“古典历史”的。对此，西方人自己心知肚明，并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对于所伪造的历史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只要能够自圆其说。
拜占庭、“罗马”及“希腊”所指是同一个地区
本文开头所列举的三篇文章，一篇讲“古希腊”，一篇谈“古罗马”，一篇写“拜占庭”。然而，历史上拜占庭、罗马及希腊这三个概念起初所指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将这个地名一分为三，就形成了欧洲的“古典历史”。
“拜占庭帝国”的说法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伪史概念。在今天所指为“拜占庭帝国”的这个地方，从未有称为“拜占庭”的国家存在过。以“拜占庭帝国”指称这一地区的做法，出现于19世纪中叶。[11] 英国人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于1853年所写的一部书《从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61 tu 1057），第一次在书名中使用了“拜占庭帝国”。拜占庭（Byzantine）这个概念到20世纪才流行开来。据希腊伪史称“拜占庭”是古希腊殖民地的一个地名，于是将其用来指称君士坦丁堡。
欧洲历史的记载发端于造纸术的引进，而阿拉伯人造纸术早于欧洲五百年。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后，向北部扩张的过程中对欧洲的情况很了解，当时阿拉伯人只知道鲁姆国（东方国家）及法兰克人（西方蛮族），并没有所谓上帝之城的意大利罗马城的存在，更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
罗马（Rome）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鲁姆”（Rūm）。起初，由于阿拉伯人称欧洲东部地区（拜占庭）为“鲁姆”（Rūm），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沿用了这个词。因而编造西方伪史时说该地方的人们自称为鲁姆（罗马）人。
“当时的阿拉伯语以Rūm来涵盖希腊人，而拜占庭帝国之前的疆域，则以Rūm国而为人所知，希腊语则称之为Rūmī。事有凑巧，连希腊人自己也常以Romaike（本指基督教）一词指称拜占庭的事物。……相较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罗马城，意大利的罗马城似乎就较不重要而少有人知了。”[12]
后来天主教会编造出古罗马帝国接受皈依的故事，并伪造“君士坦丁的赠与”，将罗马的概念移花接木到意大利今天的罗马地区，将罗马一词据为己有，说意大利的罗马才是罗马，指称鲁姆为“东罗马”。因该地区的东正教使用希腊语，于是后来又称其为“希腊帝国”。[13]
总而言之，鲁姆→罗马→东罗马→希腊→拜占庭，其称呼的变化不同时期出于不同需要，其所指实际上为同一个地区。
将雅典为中心的地区称为“希腊”是16世纪以后的事
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希腊”的概念。[14] 将现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地区称之谓希腊，是17世纪70年代在欧洲开始兴起的百年“东方之旅”之后的事。
在16世纪时该地区有时被视为“亚该亚”的同义词，有时又成为“鲁马尼亚”或“鲁梅里”的同义词，甚至还称之为“索非亚”。
“对前往东方或雷旺达的西方旅行家来说，16或17世纪的希腊是什么（在何处）？一种混淆的希腊地域概念，被当时的游记作品、甚至还被这一地区飘忽不定的名称本身所证实；有时它是亚该亚的同义词（令人想起罗马行政区域划分时的名称），而有时它又成了鲁马尼亚或鲁梅里的同义词；混淆还不仅于此。在同一文章中，同样一词‘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常常被强制用来既定义国家政权，又定义希腊本土省份；甚至在不同文章中，这些同样的词语和定义也被随意交替或重复使用，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在这样的文章中——尤其是16世纪，哪个作者到底想说并说了些什么。……作为随意称呼希腊的典型例证，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索非亚。亨利?布朗特（Henry Blount）在访问索非亚期间提到希腊时，居然将它说成是‘贝莱拜伊（Berlebeg）的首府或全希腊的总督府；而土耳其人则称之为鲁梅里。’”[15]
17世纪70年代，在短短的10年间突然爆发了“发现雅典之游”的热潮。当时是法国人及英国人开始了“发现雅典”之旅的。而“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16]
由于在18世纪前后“鲁姆”地区被称为“希腊帝国”，因而在伪造古典历史的时候，就将其称之为“古希腊”。换句话说，“古希腊”的概念是相对于鲁姆地区的概念而言的。当时刚好在东方之旅的巴尔干半岛发现了“雅典”，于是将“古希腊”的帽子戴在了雅典的头上。
因此，“希腊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拜占庭历史，因为希腊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自己民族历史的一部分。”[17]
“古希腊”概念的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从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通过百余年间的游历活动，“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被虚构出笼：所谓“百年游历,八重虚构”是也。
一重虚构——雅典的“地方传说”
二重虚构——牵手“古人”：帕夫萨尼阿斯
三重虚构——沙发上想象出的“游记”：吉耶“虚构”的发现
四重虚构——杜撰“文艺复兴时期”到访“雅典”者的故事
五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
六重虚构——图纸上的“古雅典”
七重虚构——假托“古波斯”游客：“古希腊”从这里开始
八重虚构——“乌托”人物汤普森及其作品：“东方之旅”收官之作
1744年“东方之旅”收官之作“汤普森绅士及其作品”，原来是由18世纪欧洲出版商“伪造”出来的。百年“雅典游记”的收官之作：1776年钱德勒《希腊之旅》发表。[18]
考古学不支持“辉煌的古希腊”之神话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不遗余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在亚洲土耳其境内，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所谓古典时代的希腊毫不相干。
今日见到的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18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绘制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建。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今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18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三千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19]
试举近年的一个例子。据英国《卫报》2016年5月26日报道，希腊考古学家希马德斯（KonstantinosSismanidis）于本周四表示他已经“基本确定”在希腊斯塔吉拉（Stagira）出土的有2400年历史的穹形拱顶建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这是希腊考古学者花了20余年时间所得到的“成果”。[20]
找到了什么？一个骨灰瓮子。何以见得是亚里士多德的骨灰，有何证据吗？并无证据。墓地还发现了什么呢？石头。何以见得是亚里士多德的墓地呢？墓地地理位置好，有全景视野。谁说的呢？希腊考古学者。谁支持此说呢？希腊文化部。没有证据为何要急于公布这种消息呢？焦虑。西方人伪造历史之后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而焦虑不已。谁相信呢？中国人。一时间中国的各种媒体对此发现大肆宣传。结果呢？丢人现眼：宣告古希腊考古学之破产……
考古学所见之“罗马城”——小村落一个
“古希腊”考古学不给力，找不到什么像样的遗址。那么“古罗马”及“拜占庭”的考古学情况又如何呢？一样是雷声大雨点小。
考古学告诉我们：所谓“罗马建城”时期的罗马，根本没有城市的影子，只是些简陋小屋的原始聚落。
“考古学家认为，在帕拉丁山丘发现的最早人类居址遗迹，不会超过公元前8世纪中叶，这样便肯定了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的传统说法。但这并不是什么城市，而不过是有些简陋小屋的若干村落，人们发现在地上挖出的小屋的浅浅地基。”[21]
在中世纪时期，也没有见到所谓罗马城的存在。“一切表明，意大利的城堡只有几百人，城镇或许从未超过两三千人。”[22] 不仅意大利如此，整个欧洲地区也都一样。“被过去的史学家有些简单地称之为‘黑暗世纪’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城市建设以小型的中心为主（面积约为30多公顷，居民约有5000人）。……在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居民一生从未离开过家乡，除去附近城市的市场之外，对外界一无所知。”[23]
甚至到了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上万人的著名城市有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热那亚等。而“罗马”并不在意大利著名城市之列。
古罗马很少地下发掘出来的遗址和文物，却有着数不清的地表建筑遗存。例如，在欧亚非各处展示的、时间跨度上千年的所谓“古罗马建筑遗址”。
然而，这些建筑遗址既没有“时代特征”，也没有“地域特征”。如果真有个古罗马文明，这些遗址又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梵蒂冈于16世纪之后新建造的话，那么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建设这些建筑遗址，怎会没有建筑材料的差别、不同时代建筑风格的区别，以及不同地区间建筑环境的差别呢？[24]
我们所见到的16世纪之前的罗马城不仅规模小、人口少，而且贫苦愁穷，不堪入目。“我们有乌斯克的亚当写于1400年左右的一篇著名的关于‘不朽之城’罗马的栩栩如生的记述，他是一位英国主教，在卜尼法斯九世和英诺森七世在位期间，在罗马城里居住过一些时候。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人口锐减，贫苦不堪，盗匪横行，害虫肆虐，狼群出没。他写道：夜间，狼群和野狗在大街上互相撕咬，吵得全城不得入梦；强盗们剥光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和斑岩的外壳，大教堂一贫如洗，以至于1414年的圣彼得与圣保罗节那天，只剩下一盏孤灯闪亮。梵蒂冈的宫墙已成碎砖烂瓦，狼群长驱直入，横行内苑。”[25]
“关于古典视野（outlook）与近代视野之间的对立，有一句话可以给予充分的说明：公元前250年之前的罗马历史，正如恺撒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实质上是捏造的，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一点点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后来的罗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26]
公元前250年之后的罗马情况如何呢？也是一样。“罗伯托·比佐基（Roberto Bizzocchi）的最新研究结果（1995年）表明：……整个文人群体都意识到，那个流传百世的远古罗马历史不过是后来的文学杜撰。”[27] 18世纪吉本所创作的6卷本煌煌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就属于这种文学作品，而之后的古罗马历史，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蒙森的多卷本《罗马史》，都是从这种文学虚构出发不断创作出来的。[28]
“拜占庭帝国”概念是19世纪想象的产物
“拜占庭帝国”一词的来历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在17-18世纪“古希腊概念”出笼之后，到了19世纪，又以虚构的古希腊历史中的殖民城市“拜占庭”作为鲁姆（Rūm）的代名词，并将其描绘成一个可以与中国相比肩的千年大一统的帝国——“拜占庭帝国”。
虚构中的虚构
“从一开始，拜占庭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庭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29]
按照成说，在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的历史学奠定了基础，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并留下了许多著作。然而，“这些历史学家都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崇高的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尽可能跟紧古希腊作品的榜样。有些模仿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有些模仿色诺芬或波里比阿，总是驯顺屈从，但他们把自己看成这些伟大名字的继承者这一事实却是很重要的。”[30]
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已经得到充分揭示。而所谓的拜占庭历史学，则是虚构中的虚构。因为他们的著作都是模仿古典作品的，而古典作品本身都出于虚构。
想象一个千年统一大帝国，比拟中华文明大一统
“帝国这种虚假的不变性与它超乎寻常的寿数十分匹配。事实上，拜占庭是唯一一个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组织有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后者就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现。的确，拜占庭的长寿是它最明显的特征。……即使帝国仅仅存在了9世纪，而非11个世纪，也依然是一个显著的成就，这表明它获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们甘于交纳赋税、在军队服役（至少直到11世纪时），并且尊重皇帝的权威。”[31]
试图与中国的大一统相比肩，才是虚构一个拜占庭帝国的现实需要。
西方学者对拜占庭复杂种族千年大一统难以理解
“鉴于其种族的多样性，我们越发难以理解12世纪之前帝国的凝聚力从何而来。关于拜占庭人口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我们很可能只给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仅次于古老原住民的是数量众多的斯拉夫人（遍及马尔干半岛）、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拉兹人[Laz]）和各样各样的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游牧的乌拉赫斯人和那些来自西区的商人与冒险家。……帝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大规模移民政策让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些种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但却对精英阶层贡献最小。高加索人则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帝国。他们中涌现出了中世纪那些伟大的皇帝和皇后……”[32]
拜占庭使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
“查士丁尼本人是一个拜占庭诸皇帝中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也是十分关心拉丁文化复兴和收复西部讲拉丁语行省的人。他的法官们用拉丁语编纂罗马法，但是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希腊城市，希腊语是帝国主要地方的基本语言，这一事实是通过希腊语的法典节本和很快又问世的《法学汇编》而显示出来。”[33]
按：拉丁语是罗马天主教的书面语言，希腊语是正教教会的书面语言，不是一般民间使用的口语。这里说讲拉丁语行省的人，又说希腊语是拜占庭帝国主要地方的语言，其实都不对。按照上述拜占庭复杂的种族构成情况，不同族群之间语言互不相通、风俗迥异，聚落间相互冲突不已才是常态，不可能形成千年大一统帝国。其所谓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及《法学汇编》的说法也不靠谱，不过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已。[34]
考古学所见拜占庭大都市建筑——既简陋又小气
“考古学也许是能够扩充我们知识范围的最有效途径。多亏了考古发现，我们已经对古代晚期东部帝国许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个所谓视觉印象。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还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马其顿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锡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则是相对较小的城市，如伊苏里亚（Isauria）的阿奈姆里乌姆（Anemurium）。
发掘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现古代的遗迹，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化的，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今日游客们所见的以弗所城遗址其实是属于查士丁尼时代的……
中世纪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们上面提到的4个城市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里乌姆没有延续到中世纪，而中世纪的锡索波利斯则理所当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统治。只有以弗所作为一个拜占庭的城镇存留下来。但是除了向内收缩的城墙和规模缩小的大教堂，我们几乎不能看出其他什么东西了。城市里有许多依然挺立的废墟。房屋看起来建得既简陋又小气。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终只能识别出两座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城防范围内城市被建筑覆盖的面积有多少。”[35]
只有富人居所，且难辨别年代？至今没有发现大众住所？
“这是典型的城市富人居所，房子自从帝国早期建造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壁画和马赛克都相当因袭陈规，以致于我们很难辨别它们的年代，毕竟这一文明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装饰风格……
没人知道普通大众居住在什么地方，对于所有东部大城市都使如此。这些富人的豪宅很难代表典型的城市生活，民众也不可能都居住在宏伟的城市中心，因为那里遍布着公共建筑和广场。大众可能生活在城市的近郊，或者居住在城市中心周边那些散落的不太坚固的房子里，但是他们的住所至今没有被发现……”[36]
以弗所建筑材料取自“它者”的废墟？
“以弗所如此富庶，甚至于其街道都使用大理石铺砌而成，这些大理石很多取自那些废墟——通常是多神教的建筑。”[37]
“拜占庭帝国”的典型大都市遗址以弗所，为什么只有富人居住的区域，没有普通居民的居所呢？而且不仅是以弗所，在东部大都市皆是如此。大家想一想，如果造一些假的遗址，以展示故事中所描述的宏大场面，谁会去造普通居民的居所呢？而且，这些富人区的建筑很难辨别年代；更有甚者，其建筑材料大多取自“它者”（异教徒）遗址的废墟……
考古学不支持“拜占庭帝国”概念
“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图景，我们不得不前往科林斯（Corin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里米亚的赫尔松（Cherson），……缺少巨大建筑，以及砌石技术的低劣建筑物并不代表当时的经济活动毫无生气，但是毫无疑问却对考古学家们缺乏吸引力。我们只能期望，有一天能从铲子下发现考古实物，而非仅仅依靠文字记录来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的拜占庭。”[38]
由于在考古学上“拜占庭帝国”得不到证明，于是学者们不得不到其余的地方去寻找答案，结果还是没有结果……
二．“希腊主义”为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概念
18世纪后半叶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初就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欧洲“古典学”出现于“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的年代，其概念本身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林鹏先生指出：我们发现“西方中心论”是以古希伯来《圣经》与伪古希腊为内核，虚构的“东方主义”概念为幔帐，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历史为表层的一个三重结构。[39]
西方列强在崛起的过程中，虚构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了支撑其虚构的古典历史，还虚构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及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而虚构了西方各国的历史起源，包括法国、德国尤其是英、美历史的起源，从而僭越中华文明，建构了臭名昭著的“西方中心论”。换句话说，西方中心论是一个三重伪造的世界历史结构：
1.它的内核部分是希腊主义，由17-19世纪西方学者所伪造的“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学。
2.它的幔帐为“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及古印度文明，乃至“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
3.它的表层是以社会进化论及种族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优越性”，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大宪章、五月花号公约和资本主义及“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40] 等一系列概念。
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表层——社会进化论、种族主义等内容业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揭露与批判，在这个层面上的西方中心论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对于其帐幔的“东方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已经逐渐开始被学术界所接受，尽管这种揭示还远远不够全面、彻底。
唯独对于西方中心论核心内容的“希腊主义”虽然也有触及，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说：“必须揭穿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欧洲中心的世界历史，这个假的谱系开始于伪造古希腊（its 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41] 再如，马丁·贝尔纳的著作《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等。但从总体上而言，时至今日国际学术界与理论界依然未对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希腊主义”的虚伪性及危害性进行全面的揭示。
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42]
再说，伪造古希腊的运动起源于欧洲的古今之争，其目的起初在于抵消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因此，解铃还是系铃人，彻底揭露古希腊的责任应该落在中国学者的肩上。
虚构“古希腊”的目的在于“托古建制”
在欧洲“百年游历”过程中虚构了大量作品，例如《查尔斯?汤普森绅士的旅行：他对法国、意大利、欧洲的土耳其、圣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以虚构“名著”为依据，“再生产”新的作品，重重无尽……，依此来进行“托古建制”。该作品是“托古建制”的集大成之作：雅典是“国际大学堂”，传授“自由和民主”。
“古希腊民主”托古建制的集大成者，正是这位虚构的人物——汤普森。“汤普森还用了长达15页的篇幅、全面总结了自创建之日起到迄今为止的雅典的历史。而这样的细心的铺垫，完全是为了勾勒古代雅典居民的特征——‘对自由的热爱’是他们的最大渴望，而民主政治则是最受公众爱戴的统治形式。在结束对雅典的描述前，汤普森没有忘记以其独特的表述方式、总体评价了雅典以及它对世界历史以及当代世界的意义：‘简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雅典就是一座国际大学堂；甚至罗马都应将其艺术和学问归功于它。时至今日，它所传授的课程依然培养着我们的品位，为我们的头脑不断注入大无畏的高尚情操。’”[43]
西方民主原来起源于17-18世纪“托古建制”的“古希腊民主”乌托邦。
所谓的“古希腊”是原始社会，没有文字（希腊文是被中古后期东正教使用的），始终处于部落冲突状态，哪来民主与科学？[44] “古希腊人是好战的人群”（the ancient Greeks were a warlike people）。[45] 他们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narrow and self-destructive localism）。[46] 比尔泰克教授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是最难克服的。”[47]
“古希腊文明”为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概念
哥廷根大学是近代西方伪造古希腊历史的大本营。F. 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e Wolf,1795-1824）于1777-1779作为海涅的学生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两年。[48] 沃尔夫被称为“古典学”的创建者。[49]
1777年4月，一名年方十八的青年学生到哥廷根大学注册入学，要求学习“古典语文学”（studiosusphilologiae）。校方反对说，“古典语文学”并非现有的四个系科之一，如果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应该注册学习神学，但这名学生坚持己见，学校无奈之下只得破天荒头一遭以“古典语文学”的名义为其注册。这名青年学生就是后来被视为德国古典学之父的沃尔夫（F. A. Wolf），1777年也因此被认为对于古典学的诞生具有象征性的意味。不过，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把1795年，也就是沃尔夫发表其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那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学的诞生年份，因为这部著作以现代方式重新提出了“荷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今日，并且对整个古典学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50]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古典学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显学。“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概念，从其发端乃至发展与欧洲中心论形影相吊，最终达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势态。
希腊主义为欧洲殖民者的文明等级论的基础
“实际上，启蒙运动以后，古希腊的文野之分经过历次改头换面，替欧美人塑造了一套新的文明观和普世性话语。现代英文barbarian的词义即来自于这一段近代史。而如今，几乎所有的国际法经典和重要国际规约——如下文论述的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规约》（Statutes of tb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38条（1）c——都或明或暗地向这个近代文明史的话语致敬。”[51]
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文明等级论”流毒甚广
“直至19世纪初，欧美国际法的教科书对世界文明的等级做出明确规定之后，以下共识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即欧美国家是文明主权国家，这一点是当仁不让的。整体的文明等级顺序是，西欧国家居文明之首，支那国（China，西人对‘中国’的称谓）、日本、韩国、奥斯曼帝国等被归为半开化的（half-civilized）社会形态，这些半开化的社会有时也被并入更等而下之的蒙昧或未开化人群（barbarian）之中，而处于文明等级的最底层则是‘野蛮人’（savages）——非洲人、澳洲土著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52] 全球史学者马佐厄对此做出如下总结：
维多利亚时代的国际法是依照文明的标准对世界实行划分的。欧洲的内部——和欧洲人所盘踞的世界其他地区——是文明生活辐射的领域，这包含——粗略地说——以下方面：财产权、法典或宪法基础上的法制、国家对领土的有效管理、使用常规军参加战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国际法在这个区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纷争，这是因为在国家主权之上别无更高主权。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国际法的任务则是论证什么地方有资格被[欧洲人]施予完全主权或部分主权。
无独有偶，著名的《万国公法》的汉译和晚清欧美政治地理教科书的翻译，及其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发生在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而东亚维新人士广泛接受欧美文明论的等级观也发生在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这两件事同步进行，绝非偶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概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发表《大同书》，这些都是文明等级话语的集大成之作。从那时起，多数晚清维新人士不但不拒斥欧美人的文明等级论，还甘愿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作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紧迫目标。”[53]
现代中国人接受被成为“半文明人”甚至“野蛮人”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等级论传入中国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种是直接从西文移译，另一种是通过日本转道入华。从西文移译入华的传播主体，既有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也有中国知识界人士。其中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由于受中文水平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大多与华人助手合作，即由西人口译，华人笔述。或许是出于传教的方便，或许是为了避免在交往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局面，也或许是碍于合作者的情面，这些西人在移译西方文明等级论的过程中，大多遮蔽了中国在这套理论中处于半文明国家的地位这一事实。
从1901年开始，西方经典的文明等级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传播的主体，由原来以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为主，华人为辅这一模式，转变成以留日学生占据绝对优势。与此相联系，文明等级论的来源已不再是欧美等西方国家，而是日本。当时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中村五六、横山又次郎，矢津昌永、牧口常三郎等人的著作被先后译成中文，其中的文明等级论内容也随之得到广泛传播。
……随着经典的文明等级的广泛传播，西方人是文明人，中国人是‘半文明’人甚至是‘野蛮’人，不仅成为一种常识，而且逐渐内化成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遇事自矮三分，则成为部分国人的下意识行为。” [54]
希腊-罗马雅利安人是“人类永远的主人公”？
“如果希伯来—闪米特人是人类的牧师，那么，希腊-罗马雅利安人是，而且将来永远是人类的英雄/主人公。”[55]
雪莱说：“人类形式和人类心灵在希腊达到完美的境地，这种完美将它的形象加诸那些无可指责的作品，它们的残肢断臂都使现代艺术感到绝望；这种完美生成永不止息的冲动，通过一千种或显或隐的运动，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条件，使人类愉悦，直至人类不复存在。”[56]
西方人于18世纪末（1795年）创建了古典学，以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为对象，并将古希腊人称为雅利安人，当成自己的共同祖先，以此为自己种族的文化基因，说这就是高贵的“西方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构成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都与希腊主义有关。不根除希腊主义，就不能对西方中心论进行彻底清算，就依然会对人类造成持续的危害。
三．近代中国疑古思潮的国际背景
林鹏先生在《略论中学西被》一文中写到：与西方进行着如火如荼地大规模伪造“世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来势迅猛的针对中国真实历史的疑古风潮。从顾颉刚提出“大禹是条虫”的口号，到胡适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历史拦腰斩断，对老子之前的历史一概否定，一时间怀疑中国古史的风潮恶浪汹涌。
近代中国疑古思潮受日本殖民学术的影响
1909 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声称：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
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57]
“尧舜禹抹杀论”发端于日本政府组织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
起初的工作重点是对“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情报的基础调查。早在1906年，为了组建调查部，白鸟一行曾实地踏查朝鲜、中国各地。调查部成立后，背靠“满铁”这棵大树。白鸟等人的调查也包括搜集各种文字资料，据考证，仅“1906年满洲朝鲜之行”和“1908年朝鲜之行”带回各类图文资料就达5000余册。凭借这些资料，调查部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满洲大地图》《朝鲜历史地理》等一系列历史地理著作。不仅为“满铁”的殖民开发提供了基础情报，也为“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4年底，白鸟团队的大多数成员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从而开启了学术“研究”工作。以白鸟为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登上近代学术舞台，并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等重大命题。[58]
近代中国疑古派主要人物之一钱玄同曾在日本留学，他回国后不久与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掀起了近代中国的疑古思潮。疑古派提出“大禹是条虫”，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近代中国疑古风潮与“中华文化西来说”合流
日本人呼应西方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于20世纪初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后拦腰斩断中国历史，讲中国哲学从老子讲起，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
胡适在1918年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导言中写到：“以现在中国考古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在1921年的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进一步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靠不住的。”[59]
中国学者于是入套——自认封建落后……
中国学术界的这种自我贬损，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中国学术界长期洗脑的结果，是“东方主义”的典型表现。
后来，疑古思潮与“中华文化西来说”产生了合流的倾向。
例如，民国时期的学者丁山主张楚文化起源于印度。他说：“荆楚雄据长江中游、两湖盆地，后渐东侵淮、海，可能是雅利安族。”[60]卫聚贤说墨子是印度人。“卫聚贤也曾从容貌（发、须、目、鼻）、语言文字、风俗、货币、帝王世次纪年法、文法等七方面，在中国古籍中搜讨证据，主张夏民族为雅利安人种。”[6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疑古派代表人物在晚年所写的经典学术论文《〈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一文中，研究中国地理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区，虽然未明说中国神话起源于西方，却认定中原的神话来自“近西北”，近西北来自“远西北”。虽然话说到这里为止，然而继续追溯其“远西北”的源头，自然就是“西来说”了。
“疑古运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古史辨’表面上是一场史学运动，但是正因当时流行‘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这场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革命。它的重要的基础，是胡适所提出来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四部之书皆成‘史料’。”[62]
“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都明确地宣布了中国一切典籍史料化，而后进行科学整理。这种态度，全面颠覆了经学的价值，而且颠覆了经学研究。经学史料化之后，经书中的记载被当成是最古老的历史，而且是‘伪史’，进行新的审视，从而出现了‘古史辨’运动。而整理国故与随之而来的现代学术分科的全面建立，则把经学分散到几个学科之中，而经学因之也完全消失。”[63]
“层累古史观”起源于欧洲“古典学”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鼻祖是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
19世纪2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康诺普?瑟尔沃尔为期间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64]
这种古史观旨在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从而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概念。这种观点写入19世纪中晚期英语世界标准古典学的教科书——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腊史》中。[65]
疑古思潮的实质：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
林鹏先生说：有趣的是，欧洲杜撰古希腊的虚假历史和在中国否定自己的真实历史时，两者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却如出一辙，欧洲造假与中国疑古都采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谓“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我在《平旦札》中曾经提出：“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
西方的“层累造成古史说”之目的是编造种族主义虚假历史的神话。19世纪时，欧洲发明了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所谓“历史科学”，对于此前所编造的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不能满意，于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根据对前此的各种传说进行扫荡，从而形成属于印欧语系的纯种的古希腊-日耳曼种族伪史。
这种本来是服务于虚构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古典学方法，经过日本传到中国之后，形成了中国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对中国古史进行否定，结果充当了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文化”工具。从民国时期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其基本倾向是向西方的意识形态看齐，陷入了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之中。[66]
四．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
1．近代日本“疑中国之古”的双重标准
日本政府一方面组织“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怂恿学者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对中国经典进行贬低；另一方面，又悄悄地将被中国人当垃圾丢掉的中国经典顶在天皇的头上。这可以说是历史学观念中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恢复了天皇体制，到现在一共有4位天皇，即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及平成天皇。与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不同，日本天皇声称自己是“万世一系”，换句话说，在日本天皇只有一家，没有改朝换代的概念。据说明治天皇是日本的第122世天皇。
这么神圣的一个皇族，却没有姓氏，不像中国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唐朝是李家的天下、宋朝是赵家的天下。天皇没有姓氏，却有名字。明治天皇名叫“睦仁”，大正天皇名叫“嘉仁”，昭和天皇名叫“裕仁”，平成天皇名叫“明仁”。从天皇的名字来看，所使用的完全都是儒家的概念，4位天皇的名字都是2个字，却都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仁”字。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仁”字非同小可，有“仁德”者有其位，可以坐天下；4位天皇名字的另一个字：睦、嘉、裕、明，也都是儒学的概念，“睦”者和睦、睦邻，“嘉”者嘉礼，“裕”者裕民，“明”者明德是也。
而“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则是天皇的年号。这4位天皇的年号，其来历都非同小可。说来有趣，这4位天皇的年号都出自近代中国的垃圾桶。为何如此说呢，因为作为这4个年号出典的文献，在中国的20世纪都被丢在垃圾桶里了。这些被丢在垃圾桶里的文献，原来就是《周易》、《尚书》等儒家文献。
《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里取“向明而治”的“明治”二字，就是明治天皇的年号。
《周易?临卦?彖传》：“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这里取“大亨以正”的“大正”二字，就是大正天皇的年号。
《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此句中“昭和”二字，就是昭和天皇的年号。
《尚书·大禹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工。’”《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 这里取“地平天成”的“平成”二字，就是平成天皇的年号。
20世纪中国当成垃圾丢掉的文献，日本人却拿来当宝贝，而且不是一般的宝贝，用来作为自己万世一系的神族天皇的年号。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厚道，因为他们将这些被中国人当垃圾丢掉的文献当宝贝使用时，没有告诉中国人，将其当成了机密，秘不示人。例如在后来公开《大正天皇实录》时，人们才知道“大正”作为天皇的年号出典于中国的《周易》。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使中国人怀疑自己的古史、崇拜近代日本的“进步”，从而将属于自己的——人类唯一的文明——文献丢掉，然后日本人将这些文献悄悄捡回去、当成宝贝，以之装饰自己的神族谱系。
2．西方中心论虚构历史的双重标准
举例来说，对于流传至今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假问题，作为西方中心论祖师爷的黑格尔也认为不靠谱。
他写道：“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运，从传说看来，似乎我们实在不可能或者极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损坏的著作，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怀疑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还应该很惊奇，看到它们还很像现在这样流传到我们。”[67]
然而，实际上使用起来，黑格尔还是硬着头皮按照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真的来做判定。在其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中不惜笔墨，花去100多页篇幅，对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竭力推崇。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详述了全部的人类概念，把它们加以思考；他的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最多地把握了现象；他确实地表现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着的观察者，他考虑了宇宙的一切方面。”[68]
这是什么？中国人学儒学，都有羞耻的观念，而这位西方哲学大师却不知羞耻为何。这就是历史学观念中的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在谈到中国历史与古希腊历史对比时，黑格尔再次施展其双重标准的本领。
他写道：“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和印度至今都还存在，波斯却不存在了。波斯转入希腊的过渡固然是内在的；但是这里它也变成了外在的，就是主权的移让——这一种事实从这时起不断发生。希腊人把统治权和文化拱手让给罗马人，罗马人又为日耳曼人所征服。假如我们仔细审视这种转变，就会发生下列问题——譬如拿波斯为例——为什么波斯沉沦，而中国和印度却始终留存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排除我们心头那种偏见，以为长久比短促更优越的事情：永存的高山，并不比很快凋谢的芬芳的蔷薇更优越。”[69]
黑格尔认为：印度高于中国，波斯高于印度，希腊又高于波斯，罗马为希腊的继承者，而日耳曼人又高于希腊和罗马。
黑格尔把长存的中国、印度文化比喻为：永存的高山；
把短命的波斯、希腊、罗马比喻为：倏忽凋谢的蔷薇。
而这些已经灭亡、命运短促的民族却远远优越于长存的中国文化！
黑格尔要为他的听众和读者洗脑：倏忽凋谢的蔷薇、优于永存的高山！
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完成了他的“世界历史观”。于是，蛮族日耳曼就成了“世界精神”的代表者。黑格尔本人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的“祖师爷”。[70]这就是黑格尔的神辩法，实际上也是双重标准的典型表现。
双重标准是西学的核心观念，其来源在于上帝的选民意识，它表现在西方思想的每一个方面。全面揭露西方双重标准的表现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在这里我们仅就其在历史学领域的表现，略作揭示。
3．中国学术界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
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也存在一种历史学观念上的双重标准，可以称之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其表现形式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对西方虚假的历史奉若神明。
举例来说，被翻译成中文的这300万字的所谓亚里士多德全集的著作，其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名下作品的一小部分。苏联历史学家伯德纳尔斯基说：“亚里士多德留下了丰富的著述遗产，他的论著浩繁（其数目难以确定，约为四百种到一千种）。”[71]
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可信吗？
21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不相信。“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72]
20世纪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乔治?萨顿不相信。“这些著作是可信的吗？这个问题比它初看上去更复杂一些，……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创作者---每一篇是由谁写的，那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写的大概很少。”[73]
如上一节所举内容，其实就连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核心人物黑格尔也认为传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不靠谱，不敢说自己相信。
对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传世著作真伪，在西方历来都有怀疑，不断有人揭露其多为伪作。再举一个例子：
“伪造，是西方‘传统’主要内涵。它开风气于中古基督教，浸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登峰造极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由此形成了垂数千年而洋洋大观、赫赫高卓的西方历史。例如，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法国哲学家果鲁特（Gueroult）认为，人文主义者们努力把哲学从教会经院学术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但这并非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导致假柏拉图、假亚里士多德和假伊壁鸠鲁，如春花怒放’（the flowering of the false Plato, false Aristotle, false Epicurus ）。”[74]在文艺复兴期间，很多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被伪造的。[75]
然而，不知为何，在西方并不认为古希腊一定真实可靠，到了中国这种怀疑精神就不见了，中国的学者们都对这位古希腊大哲学家推崇备至。不仅如此，凡是西方古典学的内容，一到中国就会变成神圣的存在。对此，这些“古典历史”学者们不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使别人相信；甚至将这些伪古希腊的东西当成崇拜的对象，并企图使中国人民子子孙孙对着这些假古董顶礼膜拜……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人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则妄自菲薄，往往将其划归封建迷信，丢入茅厕之中。
这种自我矮化的现象不仅限于欧洲“古典历史”范围。在研究近代历史时，也存在这种现象。举例来说，对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国外历来都有怀疑，一直争论不断。然而，莎剧一到中国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天才剧作，听不到来自中国学者的任何质疑声音。与此形成对照，对于人类真正的伟大剧作家汤显祖则贬斥之。例如去年有一篇标题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提，是‘文化崛起’的心态作祟”的文章，意思是说太可笑了、汤显祖怎么可以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矮化双重标准的活样板。
然而，据考证实际上莎士比亚是个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们今天见到的所谓莎士比亚剧作并非16世纪的文盲莎士比亚之作，而是在两百年后的18世纪由几十位精通中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集体编写而成。
18世纪英国的学界泰斗及莎士比亚编辑塞缪尔?约翰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见范存忠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他的学生之一、演员和导演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年）是“莎士比亚崇拜”的台前推手。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前夕，大卫?加里克与法国人合演《中国节日》，被伦敦的爱国暴民砸场；四年后（1759年），加里克成功地导演、主演《中国孤儿》，标志着英国与法国争夺“中国风”而获得自主权。然而，在家族血统上一半法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的加里克，为了洗清他不久前被骂为“卖国贼”，大搞莎士比亚崇拜；不仅把“中国风”的戏剧资源注入其中，而且主持了莎士比亚庆典（1769年）。
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出，从此英国开始怀抱全球帝国，便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优越性”，于是筑起“莎士比亚丰碑”；把英语和莎剧推行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凌驾于、甚至摧毁当地文艺。格莱克曼教授说：
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肮脏的（西方文化）话语与战争、不平等条约、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和赔款，联系在一起。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亚洲观众崇敬和欣赏莎士比亚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文化和精神鸦片奠基了中国的新文艺。安德鲁·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亚》中评论道：“在中国，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变得繁荣起来；在那儿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焚毁圆明园罪魁之一的伊利近（额尔金），是一个莎士比亚崇拜者，他此前曾企图让中国皇帝阅读莎士比亚。在火烧圆明园之后的第四年（1864年），英国上流社会百万人隆重纪念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76]
这种自我矮化的现象，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被称为“东方主义”，对此，美国作家萨义德已经作了大量的揭露。中国的“东方主义”被称为“汉学主义”，这些主义的盛行，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政策的成就。
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分支
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西方中心论在东方（中国）培植起来的殖民文化。
“就本体论而言，汉学主义是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系统，但因其认识论与方法论存在问题，它就被汉学主义化了，其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殖民化。在此，被殖民的并非土地，而是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参与了这种殖民化活动的人，不仅有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也包括被殖民的人们。换言之，殖民者是西方人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人。……
在中国文化领域，汉学主义化的常见现象包括知识分子要求全盘西化和普通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激进的汉学主义化甚至出现了逆向种族主义的倾向。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人描绘成‘垃圾堆上的苍蝇’、‘污水坑中的蚊子’，并认为中华民族已退化为‘畜群’，‘沦为流氓无赖’，有着‘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因此，‘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看到这样一个极端例子，如果不知道作者身份，人们也许会以为上述描写是欧洲新旧法西斯主义、美国的三K党，或者世界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种族诋毁言论。不幸的是，这一言论出自一位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手笔。……不仅有一些中国人扮作西方应声虫的他者，在汉学主义化的情形下，他们还在不经意间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傀儡。”[77]
全盘西化论及“与国际接轨论”的本质为自我殖民化
“从20世纪上半叶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呼吁全盘西化，到21世纪之交广为人们接受的‘与世界接轨’，我们一直可以看到汉学主义是一个中西方各行各业人民共同经营的项目。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我们都能够察觉到一股强烈的‘自我东方主义化’或‘自我汉学主义化’的趋势和运动。自我东方主义化的概念为德里克所提出，所指为两个相关方面：一是亚洲人根据欧洲人创立的东方主义而形成对亚洲的看法；二是那些对亚洲文化抱有同情心且已亚洲化的西方人所形成的有关亚洲的西方观点。……本人对汉学主义化的看法多是批判性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包括中国人无奈地承认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愿意接受被强加的东方主义角色，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观察和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似乎自己就是西方人一样。可见，呼吁全盘西化以及与西方接轨的理论基础就是自我汉学主义化，其本质为知识的自我殖民化。”[78]
中国人没有方向，令世人嘲笑
“亚洲代表了一种令人不悦的可能性，可能突然爆发，毁灭‘我们的’世界，就像约翰?布侃（John Buchan）在1922年所说的：
世上有各种互相抵触的力量、杂乱无章的智识在翻腾。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遭空洞花俏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是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倘若中国能找出章法（确实是会），就不会再是别人的笑柄。”[79]
世界历史被构造成“西方文明”的“独角戏”
“汤因比的著作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他那个时代以来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普遍不安的、伴随着（如果不拒绝）所谓的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等等——的发展的‘大叙事’时代；这是一种可用来合法主张西方精华的优越性的大叙事。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一种具有文化合法性垄断的单一的‘大传统’观念，即世界历史是一部独角戏的观念越来越感到不安。”[80]
本文开头所举的三篇文章所描述的所谓“欧洲古典历史”，实际上就是这种神化欧洲历史的一出“西方文明独角戏”。其要害在于，美化殖民历史，打压中国文化。换句话说，这三篇文章不仅知识陈旧、观念陈腐，同时也正是文化上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之典型。
总而言之，这种在文化上自我矮化的双重标准，正是西方中心论的希腊主义、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以及欧洲人高人一等的种族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的综合表现。当前，在复兴中国文化的紧要关头，面对着西方中心论话语权的严重挑战，反对历史学观念中的这种双重标准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欧洲古典学”学者们，应该鼓起勇气跳出美化西方伪史的窠臼，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外语知识，从研究、揭露西方伪史中找回自己的存在价值，不要继续做西方中心论传声筒的角色了！
2017年12月10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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