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明朝在当时拥有世界最强大舰队的帝国，曾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从1405年开始，郑和在29年中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5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郑和率领的明朝海军在舰队规模、航海技术和组织协调水平诸方面都是当时的最高水平。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以巨大的热情拥抱海洋的国家最后却退缩起来而错失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郑和七下西洋路线图
看法很多。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01王赓武先生提出来的 他认为，之所以终止航行是因为郑和太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 02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提出的 他们认为明朝帝国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到了明朝宪宗年间时，又打算下西洋，宪宗皇帝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但是这些材料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这位敢于抗上的官员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以上摘编自张剑荆发表于《文史博览》的文章）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从新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的文章， 供大家参考。 郑和下西洋终止的真正原因 郑和下西洋停止的传统解释是因其耗费国力太大，得不偿失。众口一词，几成定论，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说法并不不符合事实。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以胡椒为例： 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万明在该书中引用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郑和下西洋不但没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郑和七下西洋并未使国库空虚，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据记载，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后，国家财政反倒捉襟见肘。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司礼监太监福安上奏： 永乐、宣德间云南、福建、浙江产有银矿之所，悉令采办煎销，上纳京库，此诚国家大利。近年或采或止，国用不足。请如旧制，各遣内外官员开场煎办。又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书黄福说：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给未尝乏绝。近年以来，无大营造、征伐之费，当有数年之积，而仓粮每岁仅足，设有水旱之灾，征调之用，将何以给之？ 永乐年间下西洋，不仅国库充实，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致富。黄福则用鲜明的事实作了一个对比，永乐时营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讨安南并未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宣德五年，国家无大费，每年的财政却只刚够使用。黄福虽未直接建议再下西洋，但仅两个月后，明宣宗就令郑和重启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触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之说经不起推敲。万明在该书中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的其他巨大好处，比如： 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时刺激了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 可见，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无论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这就牵涉到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海外贸易是一块巨大的肥肉，明代商业阶级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下西洋，海外贸易产生的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得眼热却可望而不可即。凭借他们的实力，无法和国家组织的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
郑和下西洋
作为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意图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还最直接地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用胡椒代发薪俸。明成祖生前，他们也知道无法蒙蔽皇帝终止郑和航海，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全力丑化下西洋活动，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甚至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被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 后继的明朝皇帝处在文官集团包围中，在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一些文人在无意中才泄露了真相。 有这么一则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明宪宗希望重现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丑化下西洋为大弊政，刘大夏还把相关档案藏匿起来（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说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应是清朝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下西洋一事终于作罢。 耐人寻味的是，刘大夏为何要把档案藏起来？按通常理解，似乎是因为看不到当年档案就没有技术下西洋，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解释不通，真下决心，技术不是问题。郑和航海时，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 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其他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刘大夏等人是害怕皇帝阅读了档案后，获知下西洋不但不耗费国力，反而能为政府增加大量收入，同时为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一来，他们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容许发生的。这才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下西洋终止后，私人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明政府所谓的海禁法令，国家根本不征税。原先归国家所有的巨额贸易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当中。 明宣宗时，皇帝虽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文官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搪塞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海商已经蓬勃涌现。到明嘉靖以前，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巨大。张燮《东西洋考》记载：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 《海澄县志》记载： 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夷市。久之，诱寇内讧，有司法绳不能止。 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出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 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驰，真是繁华地界，然事杂易淆，物膻多觊，酿隙构戾，职此之由。 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嘉靖云扰，赤白之丸乘倭而张，负隅建垒，几同戎穴。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海商都进行走私。巨大利润诱惑下，投身其中者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 有许多学者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按他们的逻辑，如无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而严海禁之前，海禁不过空文，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产生海盗的温床。
巨大利益诱惑下，才有“物膻多觊，酿隙构戾”
上引《海澄县志》的记载也证实了这点，豪民私造巨舶在先，然后才“诱寇内讧，有司法绳不能止”。巨大利益诱惑下，才有“物膻多觊，酿隙构戾”。成化弘治期间海禁废弛，月港如小苏杭一般繁华。财富积累后才有嘉靖海盗丛生，月港“几同戎穴”。 按一些学者的逻辑，西方没有海禁，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政府内充斥了各种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问题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但已触犯了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明史·卷205·列传第93》记载： 纨巡海道，采佥事项高及士民言，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具列其状。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 这些利益代言人马上动用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贡使周良安插已定，闽人林懋和为主客司，宣言宜发回其使。 闽、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还泊海屿，以俟贡期。吏部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 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 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 最后朱纨不得不服毒自杀，才算了结。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 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明人丁元荐的《西山日记》中也详细记述了朱纨事件的本末： 当是时，瓯粤诸贵人多家于海，其处者与在朝者谋破败公所为。……言官遂訾公妄杀，是公以移病得予告，而削职听勘之命下矣。公居恒叹“贫无贿赂，负气不忍诟，不任狱。纵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欲死我，而二粤之人必死我。我死自决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志，慷慨饮鸩以卒。自公得罪后，其官亦罢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居数年，海寇大作，东南为鱼烂者二十余年。 二粤士大夫犹嚣然谓“寇自朱纨始”，嗟乎，今之通海者十倍于昔矣。浙以西造海船，市丝枲之利于诸岛，子母大约数倍。嗜利者逐利如鹜，岛上人至并人舟收之，及今三十余年。借以为异日向导，轻舟熟路，其所踩践鱼肉当百倍于昔，顾安所得朱公者而委之。 海禁废弛导致嘉靖时期倭寇和中国海盗相互勾结，杀人越货愈加猖狂，到了一些士大夫嘴里，反变成了“寇自朱纨始”。到现在这种是非颠倒的论调还在误导一些人，最为荒唐的是把杀人越货的海盗倭寇给洗白成了所谓反抗海禁的英雄，这些人大概半点都没读过明人各类笔记里记载的海盗倭寇所作所为的残暴行径。 当然，海盗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利益也有巨大损害，他们也希望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是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政府就不能收税，利润可以完全流入私人腰包，何乐而不为呢？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他们就希望政府介入保护，进行必要的控制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至于税收，这些利益集团可通过政府内的代言人将额度压至很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隆庆开关。 一些人过度夸大隆庆开关的意义，似乎它真是什么分水岭，其实，隆庆开关前后的最大区别就是，之前所有海商都不必交税，之后少部分海商交一点象征性的税。明代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完全不是所谓隆庆开关决定的。 综上，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表面现象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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