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BLCU國際文化講壇順利召開

本年度『BLCU國際文化講壇』於2010年11月7日、8日在北京順利召開。本屆講壇確定的主題是『受眾理論與文化研究的新語境』（Audience Theory and the New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講壇主持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黃卓越主持了上午的開幕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差異】雜誌主編金慧敏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高建平等主持了其他的幾個分場。

以積極受眾為核心的受眾理論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是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國際學術界向後現代轉換的一個重要標誌，並在理論上形成了對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論』的一種重要突破。受眾理論產生以後，雖然在多個領域如文化研究、傳播學、文學理論、社會學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時隔多年，由於文化研究的語境（在理論與實踐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受眾理論也在不斷地更新與調整，尤其是近年以來，隨着全球化趨勢的加強，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多元文化的衝擊，大眾文化的盛行，來源於受眾的問題更是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正是有鑑於此，需要在回顧受眾研究的歷史與既有成就的同時，對受眾理論做新的探討與開拓。

根據講壇的慣則，本次講壇邀請英國受眾理論的創始人、原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核心成員戴維·莫利（David Morley, Goldsmith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UK）擔任主題演講。第二主講人共有三位，他們分別是：英國華威大學電影與電視研究系教授夏洛特·布倫斯頓（Charlotte Brunsdon，the Department of Film & TV Studies, Warwick University , UK），她也是當年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及其女性研究小組的主要成員，1978年中心出版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的第一部著名集子【女性的觀點】（Women Take Issue），其中所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布倫斯頓撰寫的；英國諾森比亞大學媒介研究系主任約翰·阿米達奇（John Armitage, Director of Media Department, 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他是著名的維羅里奧研究專家，研究領域涉及文化政治、城市美學與傳媒技術等；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大學新聞與媒介系主任傑拉德·高金教授（Gerard Goggi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他是國際著名的移動通訊與文化傳播研究學者，已出版該方面的著作多種。

戴維·莫利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媒介理論，文化消費與技術革新】，全文共分為：導論：西方理論與中國媒介；文化研究的地理學：混亂的地帶；積極受眾、文化消費和媒介權利；全球媒介權利與跨國受眾；修正編碼/解碼模式及『新』的技術等幾部分。莫利首先提出了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問題。他認為，媒介研究理論生成於西方發達的民主社會框架背景下，源於英美國家的特殊經驗，它不是普世的，是不應被簡單『出口』的。事實上，現代性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在這個前提下，莫利稱自己致力於『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發展，關注局部理論生產，排除任何『萬能鑰匙』式的理論模式：『在全球化語境下，「社會」不再等同為「民族國家」或被局限於特定的地理領土中。雷蒙·威廉斯說「文化是平常的」，他指的是「國家/民族的文化」，但現在，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超越國界的文化才是平常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困境：今天，英國文化研究通過出版業已被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國，而其相關的理論原則，對『非基督教、非帝國、非歐美文化』的國家適應性如何？如果不適應，又該作出何等改變或『文化翻譯』？回到受眾理論層面，莫利認為積極受眾理論並非『無意義的民眾主義』，費斯克（Fiske）也不是『邪惡的巫師』，完全拒絕他的著作和通過民族志方法進行媒介消費研究，會重新回到強調宏觀權利的政治原教旨主義。莫利認為，社會變革的力量來自這些文化領域中『前政治』態度變化的微觀例證，其中在媒介消費中的創造性或顛覆性時刻會起到關鍵作用。問題轉向全球化與跨國受眾方面，莫利認為赫伯特·席勒等人提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模式是頭腦簡單的『皮下注射』，雖然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們忙着『重新詮釋』的主要還是北美的電視節目，但問題不『不僅僅是「不反對的」「單向的」從好萊塢到世界其他「邊緣」地區的文化流動，而是如何要理解各種不同的地方性電視市場複雜的動態。』因為『「積極受眾」模式開始並非是要使我們忘記媒介力量的問題，而是要能夠對以更加複雜的和充分的方式對其進行概念化。』

接下來，莫利將問題轉向了霍爾編碼/解碼問題在今天的意義。就霍爾的核心概念『優勢解讀』和『對抗性解碼』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應將寬廣的視野增加到媒介-受眾研究中去，同時也對解碼的特殊時刻給予足夠關注，發展出視域『雙焦點模式』的問題。他說：『我們既需要細緻的觀察、微觀的視角，也需要視域寬闊、宏觀的視角，而這如果把兩種視角分開，它們都不能揭示完整的真相。』

關於『新媒介』方面，莫利認為人們過於強調新舊媒介的二元對立，而事實上，『模擬媒介與數字媒介的分界線依然模糊，並且正在實現有意思的共生形式』。舊的媒介形式並非已經衰落，傳統媒介的受眾也並非如有人形容的那樣『消極』，『落後』，『過時』。只能說，很多問題都尚未解決，它們會為媒介受眾領域研究進一步的討論提供資源。

第二位發言的是夏洛特·布蘭斯登教授。她介紹了不同時代的女性電視批評，提出，以往女性主義理論家們關注的是家庭婦女的電視觀看，家庭婦女往往守在臥室里通過較小的、舊的電視觀看肥皂劇，電視似乎是家庭婦女的絕佳伴侶。在這個層面上，電視在西方被隱喻成了女性，從而被他者化、被鄙視。而當今，新的電視傳媒及高科技移動傳媒早已將目標轉向後女性主義的職業女性，如【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等以職場女性為主角的節目大受歡迎。在這種語境下，傳統的女性電視批評需要發展。此外，她還提出了幾個問題：這些女孩在中國表現為怎樣的形象？除了西方理論界研究對象之外，在中國還有新的女性受眾類型嗎？

第三位發言的約翰·阿米達奇教授。他借鑑了法國當代的技術批判哲學家維羅里奧（Paul Virilio）的幾本著作如【災難的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isaster）及【受眾群體——個體的混雜】等，將維羅里奧的『大眾個體主義』與手機案例結合起來，提出移動媒體造就了『游牧的受眾』。他認為，『便攜式革命』使現代人成為了『軌道上的游牧民』，被放逐到了第六大洲『塞博空間』（cyber space）。移動媒體的受眾總是『生活在別處』，他們逃離了『這裡』但卻無處安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裡。他認為：『這種軌道可能通向未來的法西斯主義，最後阻礙我們對真實時間的思考，這種阻礙會嚴重破壞我們的相互關係以及與五大洲真實空間的關聯，雖然這種空間根本說來，已經不適合棲居。』

第四位發言的傑拉德·高金教授的演講題目是【移動媒介受眾：對文化研究的暗示】。他認為，新的媒介文化不僅應關注互聯網，還應將焦點匯聚於移動手機及傳媒。他討論了隨着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而改變的受眾，儘管在歷史上傳統傳播工具的出現也引發了媒介與文化的變化，但『移動化』的產生對當代媒介受眾的影響則有了新的模式，並更加趨向核心。隨着便攜與無線技術的發展，過去二十年間，圍繞移動設備的每一次革新，都形成了新的受眾類型，這不僅對位數龐大的手機及手機媒介用戶意義重大，而且還牽涉到媒介與媒介受眾的全面重構。就此問題，高金教授從四方面進行了探討：行動電話（手機）文化；移動媒介受眾；移動電腦受眾（如智能手機或iphone）及定位移動受眾。

上午的演講結束後，下午，與會的中國學者紛紛圍繞受眾理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學者有高建平、陳定家、戴阿寶、高金萍、樊玉剛、周志強等。【讀書】雜誌主編賈寶蘭、【新京報】原副主編梁若冰也從媒介主持人的角度，就中國語境中受眾研究的境況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11月8日，BLCU國際論壇移師北京對外經貿大學。首先，黃卓越教授就『大眾』概念的中西方差異做了發言，在他看來，大眾概念的變化與積極受眾論的產生是有密切關係的，因此需要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對相關的概念發展做出厘定。他首先從英國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根溯源，辨析了mass與popular的區別。如威廉斯以為， Mass只是一種將人們看成Mass的方式，在這個概念的使用中包含了一種反社會與蔑視大眾的意識。文化研究學者們更為常用的是Popular這一概念，以popular culture替代消極性的Mass culture，並指稱有積極能動作用的、有自身獨立意義的文化群體。黃卓越認為，『積極受眾』這一概念的興起與Popular的觀念譜系有密切的關係。而在中國，他認為漢字表示的『大眾』(dazhong)文化, 很難與英語中的Mass culture,或popular culture對應，因為dazhong這個詞有時指mass,有時則指popular,有時又指peopole，因此，如果用它與英語中的不管哪個詞對應都會出現誤差，正是由於在概念上的難以對應，因此我們在借鑑西方理論時就容易出現一些了解上的偏差。黃卓越最後指出，dazhong的問題是複雜的，就像『受眾』的問題也是複雜的。在互聯網出現以後，絕對的受眾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因為許多受眾都具有了自己創造文本的可能。當然，受眾並沒有消失，因為依然存在着文本生產的霸權，文化資本的擁有始終是不平衡的。這不是指在技術上無法解決文化平等的問題，而是指技術本身永遠會帶有某種壟斷性。

接下來，金慧敏教授就戴維·莫利教授的『積極受眾』（active audience）理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質疑。金惠敏認為，現今，積極受眾論已成為當代傳播學研究的基本定理。但是對於『受眾』何以是『積極的』這一積極受眾論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其主要闡發者霍爾和莫利，並沒有給出深入的哲學上的論證，其理論仍需進一步拓展。金教授認為，莫利的人種志研究和有關理論闡說，僅僅在話語層面尋找積極受眾，是不全面、不徹底的，受眾的『物質性存在』才是其積極或抵抗的最終解釋。

莫利及其他國外的學者就黃卓越、金惠敏等的發言表示出了很大的興趣，他們對之做了積極的回應，並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講壇遂進入一種互動交流之中，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

中午十二時，2010BLCU國際學術講壇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