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的楚化和漢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形成(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摘要]戰國末期，秦、楚成為最強對手。秦雖滅楚，完成統一，但楚文化仍然保持其獨立性，在地方民眾間影響深遠。秦帝國政治上的統一，迫使人們將楚、秦文化整合接受。秦短命而亡，代之而起的漢王朝則呈現明顯楚化特徵。楚、秦文化正式整合貫通，形成生機勃勃的漢文化。
　　
  [關鍵詞]楚文化 秦文化 楚化 整合 漢文化
　　
　　西漢代秦而興，繼承了秦的一些典章制度，但在思想文化、社會習俗、文學藝術及政治制度的一些層面上，卻更多地表現為明顯的楚化，以致有人稱『漢文化就是楚文化』[1]。並且楚文化北上，與秦文化進行融合，使原來各自獨立發展的南、北文化整合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漢文化，從而促進了漢民族文化認同感的形成。

　　一、相對獨立發展的楚文化

　　在西周初受封的楚人，帶着周文化的基因南遷，並把它與當地的土著文明融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楚文化。考古發現『從楚文化遺存中提取出的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與殷式鬲、周式鬲平行發展的』[2]。這佐證了楚文化的相對獨立發展。楚人的勵精圖治，使楚實力不斷壯大，楚成為東周時代吞併諸候國最多的國家，並曾一度飲馬黃河，問鼎中原，以至於『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3]。隨着楚的實力增強和國土擴張，楚文化圈不斷擴大，進入長江下游，乃至今山東省境內，楚文化影響達半個中國，並在南中國起了主導作用。
　　楚文化主要表現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運玄奧的道家思想和產生在以直觀、想象為特徵的『巫』式思想基礎上的浪漫情愫。處於中原諸候和三苗諸蠻夾縫中的楚人，為了生存發展，培養了自尊尚武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但使楚國脫穎而出，而且使楚人『俗剽輕，易發怒』[4]，以至於漢代楚地仍盛產俠士，流行佩劍。楚地雖然開發較晚，但天然條件優越，『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5]楚人生活作風因而相對獨立，有較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學問題，逐漸產生了玄奧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楚人的生活特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與自然的密切聯繫及對自然的依賴，使楚國的社會發展突變性不強，保留了深厚的氏族社會文化遺留，巫風盛行，『信巫鬼，重淫祀』[7]。甚至楚王也『躬執羽紱，起舞壇前，以樂諸神』[8]，扮演起巫師角色。巫風熾烈，使楚地神話豐富，從而為楚騷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並推動了浪漫主義一脈的形成和發展。而此時北方的『巫』早已被『史』取代，講求嚴謹求實、理性的『史』式思維，並形成了以【詩經】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一脈。
　　因此楚文化與北方文化是相對獨立發展的。北方社會早熟而較早進入階級社會，使形成嚴密的宗法制度和嚴格的禮樂教化，呈現出倫理性、有序性、保守性。而南方的楚國則由於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社會結構，而呈現出自由性、散漫性、進取性。後來，在中原地區經歷了劇烈的『湯武革命』，引起了社會的和文化的相應明顯變化，但『江漢地區依舊是楚文化的範圍，商周文化僅僅是對它有一定的影響而已』[9]。楚文化一直按照自己固有的模式發展，未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二、秦、楚文化的對立與趨合之勢

　　戰國以降，諸侯爭伐，楚以強大的實力位列七雄，成為各諸侯國競相拉攏的對象。『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10]，實力在韓、趙、魏、燕、齊各國之上。與『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11]的秦國相埒。風雲未定之時，『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王』[12]，『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13]。可見逐鹿中原，鹿死誰手，抑未可知。
　　楚、秦接壤而不斷有摩擦，秦也屢占上風，然至秦攻楚之大決戰中，仍需『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指秦將王翦，筆者注）』[14]，可見楚的實力之強。導致楚最終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楚錯失吳起、屈原的改革之機，內政腐敗。而秦卻不斷鞏固了商鞅變法以來的成果，使國勢蒸蒸日上，最終滅掉六國，成就大統。
　　隨着秦的統一，秦文化上升為統治文化，推行全國。由秦族文化發展而來的秦文化，經歷了秦族時期、秦國時期和秦朝時期三個階段。秦文化的發展階段表明秦文化由地方文化上升為中央文化，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的雙重品格。秦族自東夷溯河而上，關中又一度是周都鎬京所在地，加之黃河的天然溝通和春秋戰國的鬥爭交融，秦統一後，東西文化間的衝突逐漸減弱，集中表現為秦、楚為代表的南北文化的衝突和鬥爭。
　　成為統治文化的秦文化推行到楚地時也不得不有所改變。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書】和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日書】，雖同屬一個歷史時期，有其共性，但又反映出了南北方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如果說雲夢睡虎地的【日書】反映了楚重鬼神而輕政治，代表楚文化的面貌的話，那麼天水放馬灘的【日書】則反映了秦重政治而輕鬼神，是純粹的秦文化的典籍』[15]。同屬一書流布兩地，卻各有差別，可見楚文化仍頑強地保留着自己的傳統，影響着秦文化發生變化，秦、楚代表的兩種文化短期內很難完全融合。
　　北方形成的以法家思想指導的規範、有序、條理化的生活方式，與楚地自由、散漫、獨立的生活方式相牴觸。雲夢睡虎地秦簡雖然與北方秦簡有明顯不同，但也反映一個事實，就是秦的統治思想和規則已在專制政府的權威下推行到楚地，這對浪漫之風盛行的楚文化區無疑過於急躁。因為南、北文化的強制同化，會造成社會的極不穩定。秦的統治者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特別秦二世繼位後，推行急政，『用法益刻深』[16]，這對自由散漫、浪漫之風瀰漫的楚文化區，不啻加重了枷鎖，『亡秦必楚』的預言很快就變成了現實。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吳廣等九百多人在大澤鄉舉起了『大楚興，陳勝王』[17]的旗幟，掀起了反抗暴秦的鬥爭。並且了為增強號召力，使更多的人參加到起義隊伍中來，他們還抬出兩個人物――公子扶蘇和楚將項燕，以『從民欲也』[18]。秦、楚人物被列在一起作號召，一方面反映了他們懷戀楚舊人的情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的正統合法統治地位也逐漸為楚人所承認和接受，秦、楚文化已呈現趨合跡象。

　　三、漢王朝初期的楚化

　　楚地一倡，六國殘餘紛紛出動，秦憑藉其固有實力，在初期也進行了有效鎮壓。然而天下已是雲集響應，秦的統治岌岌可危。紛起的局面仍然要打着『楚』這面旗幟進行反秦行動。正如范增說項梁時所云：『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而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19]。可見『楚』在當時代表着人們群體心理的一種指向，只有打『楚』這張牌，才能收到好的反秦效果。楚仿佛又回到了戰國時縱長的地位，六國的復立者在楚的旗號下行動。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講，有秦至漢，其間必有楚的法統地位存在[20]。
　　劉邦建立的漢王朝，仍在楚的旗下脫胎而來。以楚人為主幹的漢王朝的建立，伴之而來的是楚風北上。中央和地方的實力人物，除劉氏諸王外，蕭何、韓信、周昌、曹參、樊噲、王陵、周勃、陸賈、枚乘、嚴忌、周亞夫、司馬相如、朱買臣等，都源自南方楚文化區內，新興的漢王朝也因此呈現出楚化的特徵，『設官多從楚制，置歷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21]。甚至連人們的日常生活也顯示出楚化傾向，『變其服，服短衣，楚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