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網易歷史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幾千年來，它的安流或泛濫都深刻影響着中華文明的發展。
從現有史料來看，春秋戰國時期有關黃河決溢的記載很少，除去人為決河，黃河自然決溢記載只有四次，一是周『定王五年河徙』[1]，二是晉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河絕於扈』[2]，三是魏襄王十年（前309年）十月『河水溢酸棗郛』[3]。四是趙惠文王二十七年（前272年）『河水出，大潦』[4]。
西漢時期，黃河水患大量增加，筆者根據【史記】、兩【漢書】統計，共有13次水患。東漢王景治河後至唐初五百餘年間，據筆者統計，正史、【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等書明確記載是黃河下游水患的也有13次[5]。這13次黃河水患，小者河溢，大者河決，造成的災難程度有別，但都沒有使黃河河道大改道，黃河河床是比較安穩的。五百餘年暴發13次水患，從頻率上講，遜於西漢時期，從造成的災難上看，更是不及，沒有西漢時期那麼多的改道，可說黃河此時又歸於『安流』。
由此可見，西漢時期是黃河水患發生的一個頻繁時期，規模巨大，影響深遠。一方面，其間發生頻率比春秋戰國時期和東漢王景治河後至唐初五百餘年間都高，另一方面，此時期發生的一些河決造成的災難絲毫不亞於唐以後的各代河決。西漢黃河水患頻發原因值得後世學者研究。
一、前人研究成果
許多前輩學者對黃河在西漢時期頻繁發生水患進行了探討。主要有三種觀點：
1、有學者認為，秦和西漢時代，由於推行『實關中』和『戍邊郡』的移民政策，山陝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二區從畜牧射獵為主變為以農耕為主，無計劃的、盲目的亂墾濫墾，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從而給下游地區帶來無窮的禍患。『西漢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後，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越鬧越凶，正好與這一帶的墾田迅速開闢，人口迅速增加相對應。』[6]
後來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西漢在黃河方面曾經承受了前一時期的兩份遺產：一是黃河下遊河床明顯地有所抬高，和岸上平地間的垂直距離已經不是很大；二是戰國後期和秦代黃河中游的草原大量開墾成農田，促成輸入黃河的泥沙增多[7]。
2、有學者認為僅以黃河中游植被的變化來解釋這一現象顯得有些牽強，而氣候的異常波動與黃河水患有直接關係[8]。
3、還有學者認為，黃河在漢代，決堤次數較前增多，尤其是在西漢中後期和東漢早期，主要是由於當時主河道的發育與治理不當造成的[9]。
不可否認，三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引發黃河水患頻繁的原因。但這三種觀點並不完滿，有些事實不能解釋。
我們發現武帝時期發生水患3至4次，成帝時期5次，其它時期最多不過1次，所以，武帝時期和成帝時期是西漢黃河水患發生的兩個高潮期。按第一種觀點所述，首先，山陝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二區在武帝時期才開始大規模改變生產方式，則其後果應該在武帝以後顯現更為合理；其次，武帝以後，這一帶的墾田迅速開闢，人口迅速增加相對應是事實，但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卻不是越鬧越凶，只是在成帝時期頻繁發生而已。
氣候異常也不能作為黃河水患的直接原因。王子今先生考察，自漢武帝時代起，已逐漸多見關於氣候嚴寒的歷史記錄，公元前５０年至公元７０年這１２０年間，有關嚴寒致災的記載更為集中，東漢晚期，氣候更是急劇轉冷[10]。於希賢先生研究，距今2100多年前，我國逐步進入一個災變時期，其高潮是公元2年到57年間[11]。這說明氣候波動從西漢中後期一直延長到東漢，高潮期是兩漢之際。所以事實上兩漢時期的氣候波動時間不是作者所認為的和黃河水患發生的時間大致吻合。
治理不當的觀點也值得商榷。西漢時代的六次治河，其中有兩次施工技術達到了當時最高水平。治河效果也很明顯，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堵口，就使得黃河中下游八十年沒有大的水患。
誘發水災的原因很多，黃河本身泥沙的不斷堆積、黃河中游生產方式的變化使泥沙增加和西漢時期氣候的異常波動都可能獨自或共同使黃河暴發水災，但即使這三個條件都同時成立，黃河也不一定就會暴發發水災，因為它們既不是使黃河水災成立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如果在這三個條件下政府能夠組織人力對河道進行治理，採取防洪措施，提高抗洪標準，黃河就不一定會暴發水災。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領導下，各種水患防治制度的實施，使得黃河在近幾十年來一直處於比較安定的狀態，就是水患需要制度防治的極好證明。筆者不揣冒昧，認為要解釋西漢時期黃河水災頻發原因還需從當時政府的防治制度入手，挖掘出當時社會沒有防治住水患的原因，故提出以下淺見，敬請方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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