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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人民網 由秦及漢,中國進入了封建集權時代,統治者需要大批為它效命的人才,出現了多種人才選拔方式並行的局面,選官辦法其實有四種:一是『納貲』,二是『任子』,三是『察舉』,四是『徵辟』。 所謂『納貲』,實質上是公開的買官賣官,即交納一定的錢財就可以取得入選作官的資格;所謂『任子』,應該是『世卿世祿制』的延續,被後世王朝繼承下來,形成『門蔭制度』。漢代的『任子制』,只適用於高級官吏,即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滿一定的年限(通常為三年),就可以保舉子弟一人為郎官,充當皇帝的侍從。
比較有意義的是『察舉』和『徵辟』,所謂『察舉』,就是考察推舉,始於漢高祖劉邦,至漢武帝時成為一種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級官吏通過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幹出眾的人才推薦給朝廷,經過考核,然後授予官職。察舉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潔者)、秀才(才能優秀者)、明經(通曉經義者)、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等。對於被察舉的人,朝廷會提出一些治國和經義方面的問題進行考核,叫做『策問』,應舉者回答朝廷提出的問題,叫做『射策』或『對策』。董仲舒就是在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賢良方正連對三策而被錄用的。
所謂『徵辟』,就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皇帝徵召稱『征』,官府徵召稱『辟』。比如,幽默滑稽的東方朔本為一介平民,但卻在漢武帝徵召時通過上書自薦到武帝身邊任職,並且運用它的幽默才智勸諫漢武帝的某些決策。漢代文學家和哲學家揚雄則是由於漢成帝賞識他的文才被直接徵召到宮裡擔任給事黃門郎(侍從皇帝,傳達命令的官員)。撰寫【漢書】的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被徵召,有一些曲折的經歷,他因為在家中撰寫【漢書】,以私作國史罪被告發,遭逮捕入獄,他的弟弟班超為其奔走上訴,並把書稿送至京師,漢明帝讀後十分賞識班固的才學,特召他入宮任蘭台令史(負責管理檔案的官員)。科學家張衡也是因為聲名遠播,被漢安帝徵召為郎中,後又升為太史令(負責天文與歷史的官員)。
單就『察舉制』和『徵辟制』而言,它確實打破了貴族階級壟斷統治機器的局面,與『世卿世祿制』比起來,無疑是一種進步;與『客卿制』比起來,其選拔的範圍更加廣泛,從而保證了兩漢王朝對統治人才的需求。然而,它的弊病也與生俱來,首先,被察舉和徵辟的人,要求『才高名重』,為社會輿論所推崇,結果許多士大夫故意修飾自己的品行,藉以傳播名聲,抬高身價,有的甚至矯情造作,沽名釣譽,以便博取高官厚祿,真才實學反而被拋於腦後;其次,隨着政治腐敗,豪門大族賄賂請託,舞弊盛行,造成嚴重的察舉不實,因此有諺語諷刺說『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策良將怯如雞。』(程裕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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