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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其次，農民的身份地位有所變化，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在封建社會裡，農民階級是被剝削、被統治階級，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而這種創造力的大小，往往與他們所受的封建束縛程度成反比。那麼，唐宋時期的農民身份是朝着哪種方向變化呢？在門閥制度下，地主階級按等級世襲占田，廣大無地農民做為部曲、徒附，人身受到莊園農奴主的支配，戶籍亦注在主人名下，封建束縛是相當嚴重的。但到了宋代，情況有了較大變化。地主階級主要靠購買占有土地，佃戶做為客戶編入戶籍，比蔭附農民的社會地位有了提高。特別是客戶不再被永遠地束縛在農奴主的土地上，有了退佃的遷移的自由。如今人經常引用的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詔云：『舊條：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別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年］收田畢日，商量去處，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欄［？］理欄占，許經縣論詳。』[②]從中可以看出，宋代佃戶起移，至少在部分地區，早已發生了。原規定是要取得主人發給的憑證方能他往，結果是常常受到刁難。現在則進一步明確申令，只要每年收穫甫畢，客戶便可起移，毋庸取得主人憑由。如果主人再行攔阻，政府將對其論處。這道詔令非常重要，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農民身份史上劃時代的文獻。當然，它在全國的實施還有一個過程，而且佃農對封建國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還存在，除向地主交租外，還要負擔丁錢和徭役，所受的剝削仍很苛重。但無論如何，與前代相比，農民身上的封建束縛確有削弱，勞動積極性有了提高，這是宋代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繁榮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會經濟繼續發展，大大超過了唐代。
宋代疆域不如唐代廣袤，經濟卻保持全面、持續地發展。北宋時最高墾田數為五百二十四萬餘頃（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超過了唐代。宋代糧食畝產量一般在二石以上，在唐代這要算高產標準了；兩浙地區，畝產更有高達六、七石的。著名的占城稻在北宋時期傳入我國，南宋時江南各地已普遍種植，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因而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諺。南北穀物品種，實現了空前的大交流。茶、甘蔗種植面積擴大，棉花的種植由閩粵延展到江南廣大地區，棉織品日漸成為普通人的衣被原料。對農業生產至關重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大量興修，『在宋代，至少有496項水利工程收到了效果，而唐代只有91項。』[③]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大大超過了北方，長江中下游成為了全國最富庶的地區。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繁榮區自五代開始向江南擴展，唐代江南經濟的重要性日益顯著，迄於宋代則完成了經濟重心由北而南的大轉移，這就奠定以後數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格局。除了農業以外，我們不妨再看看幾種主要礦冶產品的最高年課額，它也是極能說明問題的：鐵――唐代為二百零七萬斤，宋為八百二十四萬斤；銅――唐代為六十五萬五千斤，宋為一千六百六十萬斤；銀――唐為一萬五千兩，宋為八十八萬三千兩；錫――唐為五萬斤，宋為二百三十三萬斤；鉛――唐為十一萬四千斤，宋為二百零九萬斤。[④]我們至今所常用的兩種能源：煤――在當時已大量開採，並且已成了北方民間的主要燃料；石油――已經運用到軍事和醫藥上。此外如城市的繁榮和商業的發達，更為人們所熟知。據費維愷等人研究，我國宋代城居人口比例，較清代還要高，這個現象很值得重視[⑤]。在手工業方面，造船、制瓷不用說了，與科學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造紙與雕版印刷業，在質和量方面都有很大發展，全國形成了許多印書中心，它為文化教育的普及、學術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條件。總之，正如漆俠同志所說，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最前列，是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宋代手工業、商業以及城市經濟也就以前代未有的步伐而迅速地和較大幅度地增長起來。隨着社會生產的全面發展，封建租佃關係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重要地位，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兩浙地區，出現了以實物和貨幣為形態的定額地租，商品貨幣關係急速地發展起來等等，社會經濟關係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所有這些發展，不僅為前代所未有，而且也遠遠超過了歐洲諸國兩三個世紀之久，只是由於女真貴族、蒙古貴族所代表的落後經濟關係的滲透，以及這種關係與漢族大地主階級所代表的農奴制關係相結合，成為我國社會前進的阻力。』據此，他強調：『那種認為我國封建社會自宋代即開始走向下坡路的論談，更加缺乏事實根據而不符合歷史實際。』[⑥]
第四，科學文化取得輝煌成就，形成為中國科技史上的『主焦點』。
現在，每個小學生都知道，三大發明是對世界文化發展的偉大貢獻。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進一步強調了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對推動整個人類由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巨大意義，我們不能說已經認識清楚了。特別是這三大發明何以會奇蹟般地集中在宋代改進、完成、運用，尚待深入地探討。另外，宋代還有許多其他科學成就，長期以來沒得到我們的足夠估價，其實，它們的歷史價值，並不比三大發明遜色多少。譬如，馬克思所強調的機器工業的物質基礎問題，便是一例。馬克思說：歐洲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在工場手工業內部為機器工業做好準備的有兩種物質基礎，即鐘錶和磨（最初是磨穀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從古代繼承下來的。……鐘錶是第一個應用於實際目的自動機；勻速運動生產的全部理論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磨從一開始，從水磨發明的時候起，就具有機器結構的重要特徵。……在磨的基礎上建立了關於磨擦的理論，並從而進行了關於輪盤聯動裝置、齒輪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測量動力強度的理論和最好地使用動力的理論等等，最初也是從這裡建立起來的』[⑦]。這段話很清楚：在鐘錶的基礎上產生了勻速運動理論，在磨的基礎上產生了磨擦運動的理論，故云鐘錶與磨是為機器工業做好準備的『兩種物質基礎』。那麼我國有宋一代情況是怎樣的呢？當時，不僅水磨已廣泛使用，還有了水轉連磨，巧妙地採用了齒輪傳動結構。更有蘇頌、韓公廉發明的『水運儀象台』，其中擒縱裝置是世界上首創的勻速運動機械裝置，這是目前世界各國已公認的、當之無愧的鐘表的祖先。請注意：歐洲關於鐘錶問題的著述，直到十六世紀才問世。可見，我國宋代就已把鐘錶和磨這『兩種物質基礎』，默默地貢獻給了人類社會。如果再加上三大發明等，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人類進入現代文明所需要的主要科學技術前提，在宋代就已奠定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科學文化的輝煌時代，我們應深深地引以為自豪！在這裡，我認為很有必要引述一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的精確見解，他認為，中國宋代的文化和科學，大大超過了唐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當人們在中國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沈括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國的代數學在宋代達到最高峰』[⑧]。這些話，當然不是溢美之詞。除此而外，宋代在文化方面，如史學、文學等，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成就極為可觀，這裡不用多說了。需要提一句的是，我國學術是在研究理學產生的淵源與特點時，往往強調它是糅儒、佛、道於一家，這固然是對的。但是絕少強調和闡述繁榮的宋代科學文化對理學產生的影響，應該說是個很大的不足之處。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對理學存在片面認識的原因之一。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我們不難看出：宋代不是中國封建社會已走下坡路，而是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如果說，秦漢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童年，唐宋時代則是它的壯年，是它的成熟期。白壽彝同志近年來也很強調這樣一種看法：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時期，明清才是衰老時期。他說：『宋元時代，有人把它劃成封建後期，我看是不對的。』[⑨]迄於宋代，中國封建社會還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若沒有其它因素的干擾、阻礙，誰能斷言中國不會率先踏入近代文明的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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