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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從李G和張致遠兩人的【瘴瘧論】來看，南宋初年醫家在辨證施治時，都非常強調異法方宜的原則，這可說是對嶺南陋醫的撥亂反正，此前嶺南的醫家全然不顧地方的風土以及民眾的體質迥異於北方，盲目執守成方，將嶺南之瘴與嶺北之瘧視作同種疾病進行療治，結果常常造成誤診，甚至葬送患者的生命，所以李G感慨萬分，嘆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章傑的【嶺表十說】比較注重瘴疾的預防，他抨擊了當時嶺南之民喜食檳榔、北來之人往往飲酒避瘴的做法，同時認為嶺南之病不能全都概括為瘴疾，『嶺外雖以多暑為患，而四時亦有傷寒、溫疫之疾，其類不一，土人不問何病，悉謂之瘴，治療多誤，天閼者何可勝數。』『仆觀古方，飲溪澗水中毒，令人失音，則知凡失音者，未必皆瘴也。』（註：【嶺南衛生方】，第4、58、60頁。）王的【指迷方瘴瘧論】是他遊宦桂林等地時，在研究嶺南的方書和李、張二文的基礎上，以自己的醫療經驗對瘴病的救治和預防作了一番評價。在他的時代，嶺南的醫療水平已大有提高，醫家不再將所有的病都稱為瘴了，往日的瘴瘧也被細分為冷瘴、熱瘴和瘂瘴，只是在治療方面還不如人意。王氏認為冷瘴就是嶺北的^瘧，熱瘴乃熱氣蒸郁或飲食積熱所致，瘂瘴疑為傷寒失音之證或中風失語之證；周去非則說『冷瘴以瘧治，熱瘴以傷寒治，瘂瘴以失音傷寒治』。從這些病名和治則的比照可以看出，瘴疾不斷地向着瘧疾、傷寒等嶺北的疾病靠攏，這就在無形之中拓寬了醫家對瘧疾的認識。到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許洪編纂【指南總論】時，又對傷寒與瘴瘧等疾病進行細分和區別，它提出了十六條傷寒之證，濕溫、溫毒、熱病、溫病、溫瘧、晚發疫癘等名列其中，繼而特別指出：『中暑、傷痰、食積、虛勞、瘴瘧、腳氣與傷寒相似，而實非傷寒。此證人不曉，皆言即傷寒也。』（註：【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指南總論】卷中。）這種精細的認識隨着時代的發展又出現由博返約的趨勢，南宋末年時，醫家對瘧疾進行了理論上的歸類整合，如楊士瀛的【仁齋直指】卷12在闡述^瘧時，就只把瘴瘧與風瘧、寒瘧、暑瘧、濕瘧、牝瘧、食瘧等數種平行列出，而於其總論曰：『風寒暑濕，邪自外來；飲食居處，邪由內作，此^瘧感受之胚胎也，豈特夏傷於暑，秋必為瘧哉！古人蓋以其受病最多者言之耳。』雖為古人開脫，其實表達了醫家對^瘧病因認識的突破，它不僅是對傳統中醫理論的更新，而且暗示着中醫所涵蓋的地域範圍的擴大和環境適應性的加強，其中北人南遷所帶來的文化的擴張與包容，當不可小視。
當然，按照【素問】中的思想，高明的醫家應該『治未病』，即提醒人們既要亡羊補牢，但更應未雨綢繆，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攝節有致，未病先防。北方人認為南方水土惡弱，極不利於人的健康，故而在南行時，往往採取很多措施來防治可能侵害人體的疾病，如隋唐時期有人佩帶絳囊防治瘴氣，（註：參考范家偉【中國中古時期絳囊系臂與辟疫觀念】，【『潔淨』的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2000年，第275-302頁；【從醫書看唐代行旅與疾病】，【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05-228頁。）兩宋時醫家強調要講究修養之法，避色節慾等等，這些旨在馴化風土的措施，多以中原醫學的防病養生思想為依據，注重增強南來北人的抗病能力。無論效果如何，其所提示的思想，乃是積極地適應地方風土，以求與土著居民一樣，『久而與之俱化』。當然，這並不是說土著居民從來不會罹患疾病，而是說『生於凌者安於凌』，（註：【聖濟總錄纂要】卷5，諸瘧統論之瘴氣條。）土人已經適應了生在其中的風土。其實，據史料記載，直到宋元時期，嶺南依然是缺醫少藥的地方，當地居民也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意識，『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9，紹興十九年六月辛酉。）針對這種信巫不信醫的習俗，或有任職嶺南的官員請求朝廷頒賜醫書醫藥以接濟百姓，此乃中原醫學知識漸被南方的要因，與醫家的願望相當一致：『夫民雖至愚，而孰不能趨利避害？況性命所系，曉然易見，若醫者能愈人疾，彼何若不用？蓋嶺外良醫甚鮮，凡號為醫術者，率皆淺陋，又郡縣荒僻，尤乏藥材，會府大邦，間有醫藥，且非高價不售，豈閭閻所能辨，況於山谷海嶼之民，何從得之！彼既親戚有疾，無所控告，則不免投誠於鬼，因此而習以成風者也。近歲北醫漸至，長吏父老，倘能使之轉相傳習，不亦善哉。』從這些呼籲中可以感受到，北醫南至對於改善嶺南的醫療衛生條件當功不可沒，雖然這些人在治療瘴疾時可能因率爾操觚，『用北方傷風、傷寒法，或汗或下』，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畢竟慢慢地改變了『過桂林以南無醫藥』的狀況。不僅如此，在改善生活條件以幫助當地居民抵禦疾病侵襲方面，醫家也提出了建議：『嶺外雖以多暑為患，……間有一歲盛寒，近類中州，而土俗素無蠶績，冬不挾纊，居室疏漏，未嘗塞向戶。忽遭歲寒，則次年瘟疫必興。醫者之治瘟疫，當以本法治之，而隨其風土氣候，與夫人之強羸，少出入焉可也。長吏父老，當化其民俗，使有禦寒之具，庶不蹈於疾M。』（註：【嶺南衛生方】，第60、10、14、58-59頁。）這些改良南方風土、化成民俗的建議是否得到實施已經不得而知了，但它透露出的信息不言而喻。醫家既協助北人適應南方的自然條件，又在努力改善南方居民的生存環境，二者相輔而行，結果就是重塑了南方的社會文化景觀，或許南遷之北人所見所感的『中州清淑之氣』，就呈現在這樣的景觀之中。
總之，宋元時期的醫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顯示出這樣一條軌跡，即在理論上不斷調適深化、在證治上逐漸提高細化，最終使傳統中醫理論得到升華，具有了更強的解釋能力；在瘴疾的預防方面，醫家不僅強調習其風土的重要性，而且更多地表現出以中原醫學知識改造南方風土的熱情，這種嘗試對於促進南方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的改變，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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