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印製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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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印製度-分期】     

    由鑄造及使用情況看，宋代官印大致可分為創建、規範和渙散三個時期。

北宋 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揮第二都朱記 故宮博物館

    創建期

    建隆元年至開寶九年，為整個太祖朝。這一時期，國家剛剛建立，外有南唐、後蜀、北漢等強敵林立，內有藩鎮擁兵自重。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滅割據勢力，穩定時局，統一國家，還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關注典章制度。所以，無論是皇帝的御寶，還是各級官署的印記，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舊物，自製的寶印還很少。宋太祖除『傳周廣順中所造二寶』外，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寶』和三印。到乾德三年，才因『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下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於數量很少，我們至今尚未發現一件這一時期的寶印實物。太祖所鑄『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書詔之印』三印稱印而不稱寶，是與以後皇帝制寶相違背的。所以，太宗繼位後很快就將三印改鑄為寶。這一現象應視為這一時期制度尚未完備的表現。

    規範期

    太平興國元年至靖康二年。這一時期，國家政治趨於穩定，除晚期外，沒有大的社會動盪。印製上的突出特點是形成了皇帝八寶制度；各級機構的印記完全摒棄了五代舊印，改鑄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規範。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統一大業之後，開始着手大規模整肅軍隊，給禁兵各軍正式命名新的番號。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宋太宗繼位僅三個月，即『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有了新的、正式的番號之後，諸軍將校印記的鑄造工作才得以相繼展開。


    近年來所面世的數十枚宋代軍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這一時期鑄造的。如1952年10月於內蒙古寧城縣遼中京大名城遺址出土的『神衛左第一軍第二指揮第二都朱記』，以及開封市博物館徵集的『虎翼右第一軍第三指揮第四都記』。行政機構印記的鑄造，也應是同步進行的，只是這類印記出土的數量較少，不及軍印多罷了。

嘉興府金山防海水軍統領印（宋）

   渙散期

   建炎元年至祥興二年，實際是整個南宋時期。這一時期，經過靖康之難，南宋小朝廷偏安東南一隅，宋金、宋元戰爭連綿不斷。戰亂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廢馳了，印製也開始渙散，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其一是由於巨大的社會動盪，使官印的管理和使用出現了混亂。


  『南渡之後，有司印多亡失，彼遺此得，各自收用。』『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將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這種情況在宋代被稱為『假借』。假借之風盛行，使有關部門深感不安，立陳改變這一現狀。『乾道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悉毀而更鑄。』『紹熙元年，禮部待郎言：「請令有司制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但實際收效並不顯著。
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現了新變化。


    南宋初年，所鑄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與北宋舊印相區別。關於年號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記載，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於河心沉船中，發現『建炎諫官之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建炎宿州州院朱記』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號。又如『寧宗嘉定十四年，山東郊順，鑄……泰安軍及「京東安撫使」、「馬步軍總管」、「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大使」印，並冠以「嘉定」二字』。至於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問題， 【文獻通考】記紹興四年，『權戶部侍郎王俁言……請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各鑄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為文……其他部要一切印記，都省依此施行。詔印文添「行在所」字』。有人認為，這當是南宋朝廷在建炎、紹興年間的權宜之計，並未長期執行，所鑄印記也不多。


    其三是會子印的出現。

   【宋史•輿服志】記載：『成都府錢引，每界以銅朱記給之。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為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為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為文；合同印十二鈕，內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印」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將官印用於紙幣，這當是中國印史和貨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印製中的一個創舉，值得更深入地研究。現在，我們尚能看到的『壹貫背合同』印，即上文提及的『合同印』之一種。實物與文獻記載情況不同，說明當時會子印也有多種，即使是『合同印』也可能會因不同『界』而印文有所不同。

壹背合同-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