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一 正德至嘉靖時期的建文史籍。
從正德中到嘉靖末，流傳較廣的建文史籍有張芹的【備遺錄】、何孟春【續備遺錄】、姜清【姜氏秘史】、郁袤【革朝遺忠錄】、黃佐【革除遺事】、大岳山人【建文備遺錄】（又稱【建文事跡】）、符驗的【革除遺事】、許相卿【革朝志】、鄭曉【遜國記】等多種。人物傳記是史書最基的本形式，最早的建文史籍，如正德時期張芹的【備遺錄】、何孟春【續備遺錄】等都是以人物傳記的形式編著的，但很快就發展為編年、紀傳和人物傳記各類體裁併存，如姜清【姜氏秘史】為編年體，符驗【革除遺事】、許相卿【革朝志】為紀傳體。這一時期的史籍多以『備遺』、『革除』、『革朝』命名，表明永樂靖難的影響還沒有消除，建文朝還沒有合法地位，史家們的筆觸尚未能放開。但是這一時期的建文史籍已經以保存史實為基本特徵，和一些筆記小說中出於獵奇的記載目的截然不同，這表明史家們已經走上了客觀描述建文朝歷史的道路。
然而，這些史籍的編撰一般比較粗疏，後成之書依照前書，採擇不廣，缺乏考訂，而且有很強的因襲性，一開始都是一種續作的形式。如何孟春【續備遺錄】是補充張芹的【備遺錄】，郁袤的【革朝遺忠錄】據【備遺錄】、【革除遺事】、【續備遺錄】三書取捨而成，【建文皇帝備遺錄】為割裂【備遺錄】諸書傳記資料綴合而成。[16]黃佐【革除遺事】又『本甫田宋公端儀【革除錄】、清江張君芹【備遺錄】，旁采諸家傳記增 之。』[17]其中記載的建文忠臣只有33人，另有外傳記載建文降臣25人。符驗的【革除遺事】又『因嘉興郁袞之書而修輯之』[18]；
二 萬曆時期建文史籍的特點
萬曆年間，建文朝史籍的編撰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從萬曆初年到萬曆末年，朱睦 的【革除逸事】、汪宗伊的【表忠錄】、屠方叔的【建文朝野匯編】、許有轂【忠義存褒什】、張朝瑞【忠節錄】、焦f【遜國忠節錄】、朱鷺【建文書法擬】[19]等史籍不斷推出。史家中既有朝廷官員（如張朝瑞為鴻臚寺官、屠方叔為御使。）又有草野布衣（如許有轂、朱鷺均未仕進），既有明代宗室（朱睦 為周王五世孫），又有專職史臣（如焦f曾官翰林院修撰），出現形成了朝野史家積極撰寫建文史的狀況。與前朝相比，萬曆朝建文史籍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萬曆年間撰寫的建文史籍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褒揚忠義的性質增強。萬曆年間的建文史籍的編纂和前朝一樣，遵循兩個方向：一是建文四年的史事匯編，一是建文人物傳記的編寫。但是和前朝相比，萬曆時期建文史籍褒揚忠義的目地更加明顯，出現了【表忠錄】、【忠節錄】、【忠義存褒什】、【遜國忠節錄】等一批專門表彰忠孝氣節的史籍，而象【建文朝野匯編】、【建文書法擬】一類綜合性的史籍中（指不單有列傳的史籍），收載的人物也都是義不仕二君的忠臣義士，改變了以往建文朝史著中建文忠臣和靖難功臣並書的現象。（如嘉靖時的建文朝史籍，許相卿【革朝志】、黃佐【革除遺事】均有『外傳』一類，為建文降臣和靖難功臣的傳記。）以『忠義』、『忠節』為名的人物傳記。
（二）　徵引博洽。博採是萬曆朝建文史籍的一大特點。張朝瑞的【忠節錄】參閱了十七家建文史籍，涉獵了各類方志和筆記中的有關內容。屠方叔的【建文朝野匯編】和朱鷺的【建文書法擬】徵引更為豐富。屠方叔撰寫史書時廣涉各類史料和史跡，『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誌，崖鐫冢刻之屬』[20]無不留意，引書和其他資料達134種。【建文書法擬】也體現了『博收』這一特色，其『徵引書目』一篇中開列的引用資料達64種，它的『附編』中還不次收入了各朝與建文史事有關的詩、論、敘、贊、銘、跋等內容近百餘條。它們徵引的廣博是前朝的建文史籍無法相比的。但是一味的博採也帶來了不良的後果，如【建文朝野匯編】中采入明宣宗為建文帝之子的傳言，顯得荒誕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