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中華歷史網 二
明成祖繼位後，遵循明太祖的遺緒，對海外諸國仍實行羈縻政策，鼓勵他們派遣使者入明朝貢。明成祖告諭禮部大臣說:『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此時在日本，室町將軍義滿已成功解決了南北朝合併問題，辭去征夷大將軍職務，升任太政大臣；而後再辭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職，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區的征霸事業，實際上已成為最高的政治權力人物。他正急於尋求建立與明朝的朝貢貿易關係，以解決國內財源枯竭的問題。據說在建文三年(1401年)，義滿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勸說下，派遣該商人和自己的親信僧人祖阿為使者，攜帶國書和貢品，入明進行過朝貢。永樂元年(1403年)，義滿又遣天龍寺僧人堅中圭密為使入明朝貢。與此同時，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僧錄司右闡教道成出使日本。於是趙居任等人就偕同堅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賜予義滿龜鈕金印及勘合百道，從此兩國重新恢復了朝貢貿易關係。
明成祖所賜的勘合，為一種朝貢貿易憑證。它始於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為防止假冒使者入貢，則命禮部頒發勘合文冊，賜給暹羅、占城、真臘諸國，規定凡至中國使者，必驗勘合相同，否則以假冒逮之。據【明會典】記載，當時獲得勘合的有暹羅、日本、占城、爪哇、滿刺加、真臘、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錫蘭山、古里、蘇門答臘、古麻刺等15國。⒅由趙居任帶去日本頒賜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號勘合100道和本字號勘合100道，以及日字號勘合底簿2冊和本字號勘合底簿2冊組成。日字號勘合100道、日字號與本字號勘合底簿各一冊存於明朝禮部；本字號底簿一冊置於福建布政司。而本字號勘合100道、日字號勘合底簿一冊則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貢的船隻，每船需帶勘合一道，與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對無誤後，始護送至京，再與置於禮部的底簿核對。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隻，亦需帶禮部的日字號勘合，與日本的日字號底簿核對無誤後，才准予入口貿易。每逢朝廷改元時，即將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舊勘合和底簿收回。據說終明之世，共頒賜給日本的勘合有永樂、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種。
其實，明成祖之所以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目的也是要求他們協助捕捉擾邊的倭寇。在這方面義滿做得比較好，他於永樂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賢等入貢時，並獻所俘獲的擾邊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獎。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因義滿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來劫掠居民的對馬、壹岐等島的倭寇，並獻所獲的倭寇魁首，盡殲其黨類。故明成祖派使者齎璽書褒諭義滿，賜白金千兩等物品，並海舟兩艘，還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親制御文立碑其地。永樂五年(1407)五月，義滿派遣僧人堅中圭密等來朝貢時，又獻所獲倭寇等，明成祖賜敕褒諭其『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凶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為抑制倭寇騷擾而對日本實行的羈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每次朝貢都伴隨着進行一次大宗的貿易，且不說對其貢物以高於幾倍的價值予以賞賜，即使是貢使進京，沿途往返的車、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給，那也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據【日本一鑒】記載:『入朝者沿途往還，給支廩糧之外，每人肉半b，酒半瓶……若至會同館，該光祿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廚料；若奉欽賜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鵝、雞各一隻，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b八兩，果子一斗，燒餅二十個、糖餅二十個，蔬菜廚料。』日本貢使在【允澎入唐記】中也記載:當他們在寧波將解纜啟程回國時，還由『市舶司給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當時允澎一行人貢人員多達千餘名，供給的糧食總量估計應在六百石以上。鑑於這種種原因，故明朝對日本的朝貢不得不實行各種限制，如永樂二年(1404年)規定其十年一貢，船限兩艘，人限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貢的人、船均超過限數，運來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規定貢船不過3艘，人數不過三百，刀不過三千，不許違禁。[26]但實際卻很難執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貢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統七年(1442年)，入貢船9艘，人數達千餘。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船9艘，刀9900把。至於入貢人數，據上述【允澎入唐記】所載，也多達千餘名。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雙方對朝貢貿易的理解不一樣。對於明朝來說，實行朝貢貿易是對海外國家的一種『羈縻』手段，目的是消除『釁隙』，抑制擾邊事件的發生；而日本卻將之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成為他們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如日本學者臼井信義在【足利義滿】一書中寫道:『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因此，雙方在政治目的與商業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來朝貢的人員，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數人，其他還有船員、水手以及搭乘的隨從商人等等。在朝貢貿易實行初期，由於朝貢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經營，故隨從的商人數量還比較少。但到了後來，朝貢船全部承包給了博多和港的商人，因此隨從的商人數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從搭乘轉變成為朝貢貿易的主體。他們不僅想通過朝貢貿易來贏取厚利，而且把某種資金的籌集也都寄托在這上面。如正統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龍寺遭受火災後正興工重建，為籌集營建費，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號、3號和9號船都是由天龍寺派遣。由此可見，日本派出的朝貢船是由商人承包，他們入明朝貢純粹是為了營利，故其船數、人數及貨物量不斷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卻將他們當成貢使看待，給予與普通商人不同的禮遇，分別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來的日本貢船過多，過於頻繁，都將造成重大的負擔。於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種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強調:『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強調:『日本貢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計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員，居坐六員，土官五員，從僧七員，從商不過六十人。』這裡反映出來的是明朝官方與日本私商在朝貢貿易中的矛盾。
由於明朝對日本的朝貢貿易限制比較嚴，不僅船數少，而且貢期長，遠遠滿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經常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着。這種競爭到後來終於發展成在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據日本史籍記載，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貢使者桂悟一行返國時，明朝曾頒發給正德新勘合，交他們帶回日本，但這批新勘合併沒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裡，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內氏奪去。大內義興在取得這批新勘合後，即準備獨占對明貿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終於獲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認，大內氏則派出入明朝貢船3艘，由宗設謙道率領，攜帶第一、二、三號正德勘合到中國，一行於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達寧波。此事當然引起其他封建領主和寺社等的不滿，其中有盤踞坍港的細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對明貿易的權利。細川氏在當時不僅擁有強大實力，而且其領地緊鄰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絕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以過期作廢的弘治勘合交給細川氏。細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啟航。因為他們航行的路線是經過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誤了幾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閏三月十八日始從薩摩的山川港啟航，大概比宗設一行遲十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為序。』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賄賂，故違例先盤閱瑞佐貢船的貨物，設宴時又讓瑞佐坐在宗設之上。宗設於是大怒，與瑞佐忿爭相仇殺，焚嘉賓堂，劫東庫，大掠寧波，奪船揚長而去。案發之後，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瘐死獄中。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於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
至17年後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國王源義晴復遣貢使碩鼎等人明朝貢，明朝雖勉強予以接待，宴賞如例，但仍強調『貢期定以十年，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義晴再遣貢使周良等人貢時，則因貢期未到，貢船、人數均超過限額，而被阻在舟山群島停泊了10個月，直至次年春天貢期到後，始准許入貢。此後，日本方面因大內義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為其臣陶晴賢所殺，在紛亂中失去勘合，遂終止派遣貢船入明朝貢。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