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2)

  來源: 光明網理論

就唐代以後各朝實際應用中的刑罰看來，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實施相對比較穩定，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調整卻是十分頻繁的。在這樣的調整之下，傳統流刑基本沒有得到行用，真正承擔懲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務的，是各朝代根據當時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徵創建的新的懲治手段。
　　明初律、令明確規定，以傳統的五刑制為國家法定的刑罰體系，其中流刑仍分傳統的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其中，【 大明律】規定的處以流刑的條目約有 45條。適用的對象分緣坐與實犯流刑兩種。就設置的懲治力度而言，流刑仍處於傳統的死刑與徒刑之間。如【刑律】『謀殺人』條規定，凡謀殺人，若傷而不死，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13] 那麼，【大明律】規定的傳統流刑將如何落實？而最重要的，明代將如何解決已經為歷史所證實了的傳統流刑的不足？降死一等重罪的懲治如何有效實現？


    二


　 吳元年（公元1367 年）十二月，【 大明令】和【大明律】同時修成。關於流刑，【刑令】一條規定，『 凡官吏犯贓至流罪者，不問江南江北，並發兩廣福建府分及龍南、安遠、汀州、漳州煙瘴地面安置，其上項煙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贓並發迤北邊塞處所。』[14]【大明律・名例】 『徒流遷徙地方』條下也規定：『流三等，照依地里遠近定發各處荒蕪及瀕海州縣安置。直隸府州流陝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東、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東、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廣西；湖廣布政司府分流山東；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東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 陝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廣西布政司府分流廣東；廣東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廣西。』 [15]兩者的共同特徵在於，首先，儘管法典規定了流刑三等的距離，法律在此之外卻又設置了流犯具體的發送去所。傳統流刑作三等的區別，本是為實際發配作標準的，這樣，區別顯然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意義；再者，就規定的去所而言，兩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徵，即南方流犯發北，北方流犯發南。北方多為邊塞之地，南方都為煙瘴荒蕪之所。這與傳統流刑的發配特徵也顯然是不符合的。這意味着，儘管在刑制中，法律規定的流刑具有傳統的特徵，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層面上，這種傳統已經是不完整的了。
　 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代流刑在一定規模之內得到實施。流犯的編發就是按照上述律、令規定的具體地理位置發送，不作三等的區別。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三月丙戌的大赦詔專門提到，『安置、徒流未至地方者，---並釋還鄉。』同月，朱元璋對刑部的詔令即為上文的『地方』提供了註解：『犯流徒罪者不宜處以荒蕪之地，但定其道里遠近，令於有人民處居之，以全其生。』[16]
　 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流犯則以『輸役』來代替實際的流放。輸役的方式多種多樣。僅【實錄】的記載來看，洪武八年至十八年，十年間，太祖曾有三次對刑官下達如下的處置命令：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二月甲午，太祖下令，命流罪犯人『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正月，令流罪犯人代農民力役，以贖其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六月，又命法司，罪人應流徙者，發涼州木速禿、雜木口、雙塔兒三遞運所充車夫，俾運軍需。[17]
　 傳統流刑的廢而不用此時已經初露端倪。
　 為了加大社會治理的力度，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後的一兩年內，朱元璋連續頒布了著名的四編【大誥】。為保證【大誥】的流傳，在【大誥】首篇，即【御製大誥】的篇末，朱元璋明確規定，官民犯罪，若持有【大誥】， 笞杖徒流罪名可減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條【誥】文同時也規定了，如果沒有【大誥】，還要罪加一等。[18]但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再提減等問題時，並未提及【大誥】加等之事，只規定『法司議罪各引【大誥】減等，若遇恩例，則通減二等』[19]。 以後，『【大誥】減等』幾乎成為專有名詞，『【大誥】加等』卻罕有提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