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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提起明代,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朱元璋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對江南的打壓、徵收重賦,專制乃至八股取士對士人思想的束縛……等等,總體上是負面的。
當然也有表彰,如清官海瑞的對抗皇帝,東林黨的抗爭與正氣,包括李贄等在內的泰州學派的所謂思想解放,以至晚明的所謂個人主義的彰顯,這些都可以歸結到所謂士人、儒者對專制王朝的批判,表彰背後最終凸顯的還是所謂王朝的專制。拙文想拈出明史中幾個舊有的問題加以重新討論,以期呈現歷史更為複雜的面向,並進而提出一些進入明代的可能的新問題。
重看朱元璋
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問題。
對於明太祖在江南徵收重賦,歷來的看法是打壓江南士大夫。日本學者檀上寬的研究則把江南重賦與發行大明寶鈔的通貨政策,五件疑獄(空印案、胡惟庸之獄、郭恆案、李善長之獄、藍玉之獄),遷都北方(明太祖計劃遷都西安,但因皇太子的去世而無果,後來是永樂帝遷都北京),科舉分南北卷等統攝在一起來考察。檀上寬認為,由江南士人、富民、地主的援助而成立的明初政權的性質是南人政權,明初的這些政策正是為了打破這一封閉性,而由南人政權蛻變,躍升為全國性的統一政權。
明初,江南民間盛行流通白銀,而北方則缺銀。明王朝發行寶鈔紙幣,禁止白銀流通正是為了統制江南經濟。江南重賦則是為了保證全國財政,平衡南北經濟差異。如此,江南重賦、發行大明寶鈔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檀上寬把元末明初的富民、地主階層分為維持鄉村秩序型、追求私利型和權力志向型。元末,政治上被疏遠的南人所處的"元朝性江南社會",屬於典型的追求私利型;到明初,這種南人為政治主體的"江南社會"使弊病變得更嚴重,明初各種政策正是為了改變這一狀況。通過疑獄事件以肅清追求私利型、權力志向型富民地主階層,而把維持鄉村秩序型富民、地主階層作為政權基礎。同時,追求"公"的維持鄉村型富民、地主階層主動順從王朝理想,二者同樣出自儒家理念的合作,上下呼應,共同構築了王朝新的政治社會秩序。
在明初科舉中,錄取人數南方遠超北方,太祖為此特意改變錄取結果,多錄北人。永樂帝之子洪熙帝時則實行南北卷,在制度上改變這一狀況。值得注意的是,主張實行南北卷的大臣不乏南人,而南方士人也願意接受壓制南人的南北卷,這是基於南北一視同仁的"至公性"。士之為士,意味着要超越一己地域,而有全國性的關懷。而明朝要成為全國性政權當然要克服其地方性的南人政權性質。
明朝本朝人對太祖的評價和我們今天大不一樣,他們除高度讚揚太祖除驅除夷狄,得天下之正外,也甚着眼於太祖移風易俗的教化方面。元末官吏的貪瀆、民風的夷狄化(廢棄禮教,不講尊尊、親親、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成為上至士人、下至庶民普遍的積習,一時難以移易。對於天下臣民的教化成為太祖念茲在茲的大事,太祖未嘗沒有君、師合於一身的想法。朱鴻林先生對於朱元璋的教化作了全面的研究:太祖本人在經史之學上的修養甚高,達己而後能達人;他在天下初定之時即開局制禮,為庶民百姓定鄉飲酒禮、社祭禮、O祭禮(太祖親撰祭文頒之天下,文字充滿仁愛之情,感發人心),並旌表節孝等;親撰對於皇子、功臣、士、農、工、商、兵各層面的教化性敕文,如"聖諭"簡單六句話"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通俗到連不識字的庶民普通百姓都能懂,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一直到晚明還有不少士大夫自覺作聖諭的俗解以教化地方百姓。
要把元末所謂舊的一代士人的習氣扳過來實屬不易,故太祖加意重視對開國的年輕一代士子的教化,朱子的成為士子的必讀書。太祖期待於每一個年輕士子的是,超越地域以及一己私利,要有通盤考慮的大關懷;太祖對舊一代士人不信任,而大量破格任用年輕的國子監生為官。太祖之後靖難之役,一大批忠於建文帝的士人殉難,這批士人正是太祖時代所培養的。從太祖培養一代人的成功,可看出他的立國規模的弘遠。孟森先生談到以明武宗之昏狂無道,而竟然外御強虜,內平大亂,由此可見"明初諸帝遺澤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議,作養士氣"。
當然明初與晚明都不乏批評太祖的士人(晚明如錢謙益)。這些士人把持着話語權,似乎天然代表了全體的士人、百姓,實際上他們表面的"公"或"清議"背後只是一部分士人在為其既得利益做冠冕堂皇的辯護。士人內部其實蠻複雜,既有克己復禮的,又有謀取私利的,對士人內部做出這一區隔是必要的。
從"兩京制"重估中國政治遺產
其二是明朝所具有的現代國家的特點。談論宋元明這一段歷史時,不能省略"元",應該"元明"或"宋元明"連稱。南宋文化極盛,又出了朱熹這樣的大儒,但南宋在版圖上卻只據有南方的行政空間;元則統一了南北方、打通了歐亞大陸,行政上設行省並發展出相應的架構。以往的研究低估了元朝對於後代的影響,明代在疆域、行政上是對於元的直接的繼承,而不是南宋。現代中國的大國的行政空間其實是由明代開始奠定,更為緊要的是明代在此廣闊空間下發展出的一整套治理農業大國的極為複雜、精微而成熟的制度架構,並配合一套具說服力的軟性的文化。
與此相關,兩京制的問題值得拈出來說一下。明代通過大運河這一大動脈把政治中心的北京與經濟中心的南京,把經濟相對落後的北方與富庶的南方連接為血脈貫通的一體化的大國。由此反觀現代,可以更清楚看到民國政府定都於南京是存在缺陷的,因為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與經濟中心的上海實在太近,不足以貫通、營運全國,不足以控制北方而成為全國性的政權,國民黨的政權倒接近於前面所說的明朝初年的南方性政權的性質。後來新中國定都於北京,上海則作為經濟重心,這又是回歸到明代兩京制的政治功能,這才是大國的立國規模。從這一視角或許也可以窺見新中國對於國民黨政權缺陷的內在克服。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文化認同上真正納入中國也是在明代。這一過程是文化的、自動的說服力與軍事二者並行的。太祖推廣了元朝的土司制度,設土官與流官,清朝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正是對這一過程的深化。少數民族問題在現代國家當然具有不同尋常的位置,從明清到現代可以看到一以貫之的政策線索,可以說越調越順,變得越來越成熟。
現有的研究,無論中國還是歐美、日本,多把明朝定位為專制,似乎有萬劫不復的味道。不過我倒更願意把明朝的所謂愈來愈專制,看作是一個大國的中央集權的持續過程。所謂專制背後的預設,是來自西方經驗的社會反對國家理論,但中國卻不是這個問題。我們要看的是從宋到元、到明、到清,再到現代中國,所要解決的是國家能力增強以及中央與地方如何平衡的問題。
李伯重、王國斌、高王凌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以來中國在經濟上其實一點不乏內在動力,也有研究顯示明朝在文化上也很有活力。這些研究有力地破除了所謂"中國停滯論"。在我看來,明清以來,中國在政治上同樣一點也不缺乏動力。中國史學研究極重視官制,實在有值得深思之處。官製作為技術,背後是一整套義理根據。我們在國史上可以看到每一朝對前朝的損益,看到每一朝自身的不斷調適,官制的累積發達,到明代當然已極為成熟。歷史中層層累積成的強大傳統本身就意味着豐厚的經驗與智慧。從明朝的內閣制,再歷史地、動態地看清代軍機處的出現,一直到今天的政治局集體領導制,可以看到中國政治持續的調適與完善過程,看到一套植根於自己深厚文化基礎上的區別於歐美總統制、內閣制的制度安排。我們對此要有珍惜之心,不可妄自菲薄。
以上嘗試對明史中的兩個習焉不察的問題(兩個問題其實可歸結為"明朝專制")換一種角度來看,克服單一視角可能帶來的盲點,改變過於聚焦到某一點上反而可能遺漏大的全景,如此,作"非處之是"、"是處之非"的一點澄清。當然這並不是完全否定原有解釋所具有的洞見、局部解釋力,而是想透過多個視角、不同的聚焦而呈現遠為複雜而完整的歷史圖景,各種的矛盾的觀點之間的化合所產生的歷史的複雜性該是更為真實的吧。
下文想從明史本身的角度來提出一些明代所面對的問題、難題,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社會大流動所帶來的一系列新的治理難題,通過這些問題,希望能展開明史,尤其是明中後期歷史更為複雜而充滿張力的面向。
白銀貨幣化與帝國失控
首當其衝的是白銀問題。明中後期,白銀問題與社會大流動問題緊密相關、相互影響。16世紀後,美洲、日本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以往的研究多從純粹經濟的視角來考察有多少外來白銀流入中國,對於中國經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較少留心白銀對於明代社會的全面衝擊,不過近年萬明等學者已開始注意這一問題。
白銀由明初的非法貨幣,到中後期勢所不能擋地成為與銅錢一樣的法定貨幣;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更使得整個社會捲入到白銀的貨幣化經濟中,引發一系列的新的治理難題。
原來作為通貨的銅錢由國家鑄造,可以控制;而白銀主要來自海外貿易(明朝銀礦開採有限,本國也不鑄造銀貨幣)。這樣,國家便無法控制貨幣,理所當然成為治理難題。百姓以交繳貨幣的方式取代了傳統的給國家服各種勞役,明朝也就開始出現了西美爾所描述的現代意義上的"自由的個人",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鬆動,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加大,使控制這麼一個大國變得更為困難。一方面,國家的控制能力,因白銀貨幣經濟的出現變得削弱;但同時也要看到,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能有效地徵收到用於國家各項公共開支的白銀,也在說明了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說明了政府能因應新情況的出現而逐漸去摸索、發展出新的治理方式。
白銀貨幣化不僅影響到普通百姓,更影響到官員。當時就有不少人提出,白銀作為俸祿使得官員的貪污變得容易。之前使用銅錢時,貪污、攜帶大量銅錢較之白銀有很大的不便。
白銀貨幣化牽動的還有銅錢問題,包括銀錢比價、銅錢鑄造等等。普通百姓日常交易因為交易多為小額,多用銅錢。相對白銀流通量大的南方而言,北方多流通銅錢;相對城市,農村多流通銅錢。明朝產銅也有限,到後期大量發行劣幣而驅除了良幣,這樣劣幣就更為貶值。官府發行銅錢,但向百姓征賦稅則收白銀,還要加收所謂火耗(徵收的碎銀熔鑄成銀錠的損耗)。顧炎武在里批評道,官府對於銅錢是只發不收,對於白銀則是只進不出。一旦白銀不夠,社會上都把白銀藏起來,使白銀減少了流通,貨幣變得愈加緊缺。其他還有銀錢比價的波動等問題。白銀貨幣化以及白銀的無限制的大流動使得明代開始出現的東南與中西部的經濟不平衡、城市與鄉村的貧富差距問題變得更為嚴重。顧炎武則建議今後鄉村交納賦稅用銅錢,城市還是用白銀。國家一直試圖克服這一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16世紀中葉嚴重的北虜南倭問題使明朝軍費開支大增,而16世紀末萬曆的三次大征(尤其是派兵援朝抗日的七年戰爭,使明朝元氣大傷。明亡後,朝鮮人一直感念明朝,以為正是因為援朝的巨大付出,使明朝再難支撐打另外一場與滿人的大戰爭,從而亡於滿人)以及其後抵抗遼東滿人的進攻使白銀的需求更大。朝廷一再向百姓加賦,而且徵收的是他們所稀缺的白銀,一再加賦徵收白銀帶來的社會動盪可想而知。運往北方邊境各重鎮的白銀雖不斷增加卻總是不夠,箇中原因很複雜,既有軍官的剋扣、吃空餉,也因北邊的軍糧供應,由原來的軍屯、商屯和百姓解運漕糧到北邊變為軍隊就地購糧後,北邊當地產糧少,糧價受當地市場影響變動、漲幅很大,用於購買軍糧的白銀缺口就越大。雖然也有建議軍餉由白銀改為糧草,但在經濟普遍白銀貨幣化的狀況下,官兵只願意領白銀。白銀無限制的高流通給社會、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
從明廷無法控制白銀就可以看出其對整個國家的控制是極為弱化的。某種程度上,白銀問題也可以視為明亡的一個因素,當然是和黨爭、世道人心敗壞、吏治腐敗、民變,以及氣候反常帶來的北方乾旱歉收,崇禎皇帝未聽從遷都建議而死社稷等諸多因素放在一起來談。由於白銀大流通牽涉的種種問題,白銀也成為明代經世之學的一個重點,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都痛心於明朝的滅亡很大程度上亡於白銀問題,由此,王、黃二人激烈地提出廢銀的主張,顧氏則相對平和,只是提出限制白銀。
社會流動:活力與失序
第二個問題是明代中後期社會流動的加大引發的鄉官、城居地主、豪強、山人、生員、遊民、無賴等諸多相關的問題。前面曾談到過元末明初士人的兩面,有的是克己復禮,而有的是追逐私利。只強調其中任何一面都會出現偏差。對於明王朝來說,要治理這麼一個大帝國,僅僅依賴硬的制度,成本上根本不可能承受,而軟性的、文化上所要求的克己復禮的一整套自我說服的學說就變得極端重要。明朝發展到中後期也開始大量出現如元末明初時追逐私利的"鄉官"(廣義上包括居官在家、致仕、免官、掛冠者以及具有進士、舉人、生員功名者等),在家鄉交接官府,把持訴訟,濫免田糧,接受詭寄,甚為囂張,成為鄉間的特權者、既得利益者。由是,日本研究者提出"鄉紳支配"的說法。鄉官的人脈關係網絡強大,一介地方官根本不能奈何他們。當然也有信守儒家教義的鄉官與鄉人休戚與共,維持鄉村秩序,重視宗族建設。兩類鄉官共同存在於晚明,而晚明的存亡很大程度上也繫於這兩類鄉官的此消彼長,這也是把握晚明社會的樞紐點之一。社會層面的鄉官問題與政治層面的黨爭、吏治腐敗問題之間也是有關聯的。
不在本鄉居住,遷往縣城居住的不在地地主、鄉紳的出現,是晚明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新現象。城居地主離開鄉村後,變得與鄉村、與佃農沒有了原有的休戚與共、"業佃相資"的互助關係,只有純粹的支配與隸屬的經濟利益關係,佃戶就以抗租作為反抗地主的手段。黃宗智則據此追蹤現代中國革命發生的長時段社會、歷史根源。
明朝中後期出現了被稱為"豪"的豪強。豪強在明前期秩序井然、社會流動不大的情況下沒有多少可能產生。他們大多沒有受到什麼教育,最開始干的是包攬訴訟、欺行霸市之類的事,隨着資本的不斷積累,派手下爪牙進入府州縣為吏,通過他們再向上交接省里官員,最後一直通到朝廷。他們也就發展到控制一方秩序,豪強及其手下所組成的集團在並不很長的時間裡完成了成為黑社會的過程。朝廷派下來的州、縣地方官的各種詳細情況,他們都能通過耳目而弄得一清二楚,如果州、縣地方官想要整頓地方社會秩序而打擊豪強,他們會動用各種關係來應對,最後的結局很多是剛直的地方官被調離、降職或者自己掛冠而去,當然也有不在少數的地方官被他們買通。社會大流動下,在城市也出現了大量的無賴,也是明中後期出現的一個新現象。
地方有功名的鄉官、沒文化的豪強形成地方強大的在地勢力。作為以全天下整體利益為關心的中央朝廷當然要對之加以打壓與抑制,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朝廷下派的府州縣官員與在地勢力的持久的艱難角力,在這兒哪裡能看到所謂的專制皇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晚明對地方官員的考評,是要取當地輿論的,但所謂的輿論往往會被在地勢力通過各種方式控制。在江南為地方官的話,最易得罪朝中勢要,這樣對該地方官的考評就好不到哪裡,往往在當地呆不下去。
在明朝中後期社會大流動的情景下,出現了流民問題。流民在唐宋變遷以後就不再是一般的、局部的問題,而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是社會流動加大後必然出現的。一旦處理不好,往往成為動亂之源。
由於科舉競爭激烈,錄取名額的有限,明代中後期出現為數龐大的最低級功名者,即生員群。因為向上升遷管道的制約,他們尋找各種出路,有的放棄向上、向全國性的發展,而選擇就在本地發展、經營,成為鄉官中的一員;有的想通過結社而進入區域以至全國性的士人網絡。他們也會因為預期受阻而變得激進、囂張,他們不少是東林黨的追隨者。生員群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王朝秩序的潛在的破壞者,一方面在於他們的激進、批判本身對於秩序的殺傷力;另外,他們中不乏有野心者與流民暴亂結合。
晚明還出現大量居於城市而不是山中的所謂山人,他們也是因為科舉競爭激烈,向上升遷管道的制約,通過邀名的方式來尋找出路。他們有的是通過文字來交結官員、文壇領袖,甚至也不迴避交結商人;也有的化身為俠客,交結朝廷,傾動朝野,能量讓人側目。
如何應對社會大流動下出現的種種社會政治問題,確實是明王朝所面臨的巨大的治理難題。
第三個問題是與第二個相關的對晚明的理解的問題,晚明是被現代談論最多的。晚明社會的高流動同時帶來活力與失序的矛盾。江南富庶地區奢靡之至;蘇州手工藝製品被稱"蘇意",成為全國競相模仿的時尚;專門用於旅遊的地圖出現;邸報登載詔書、奏議以及中央、地方大事,各地地方官也抄錄邸報以掌握中央與各地的信息,邸報中的奏議也被書商刊刻流通市面,邸報造成了新的政治空間;許多著名文人參與商業出版,獲利甚豐,他們也由此找到了從政之外的另一條自以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出路。我們看到了晚明所充滿的活力,還有晚明的自由,明代尤其是晚明,如果說專制也只是空殼的、形式的不自由,實質的自由很多,甚至過多,我們看到不少士大夫完全自由到不關心國家的存亡只顧個人享受,看到黨爭的意氣之爭帶來的士階層內部的分裂、瓦解,看到僭禮犯分、世道人心敗壞,看到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人心惶惶不安,看到王朝不能控制白銀也就難於控制全國,王朝也無法正世道人心。活力、自由同時伴隨着的是秩序的崩潰,這成為皇帝、士人、百姓全民的焦慮所在。看來不能簡單地褒獎晚明的活力與自由。明亡後,我們看到新的王朝與漢族士人合作而再秩序化。從秩序化這一視角看,清有對明的內在克服。
有關晚明,還想提一下黃宗羲。他最為後世稱道的,多被現代人視為批判君主專制的文本,這其實是誤讀。皇權在黃宗羲看來是一個前提,書中的一套政治設計的構想放在晚明的歷史脈絡中來考察才更清楚。其實黃書是對當時講學、清議干政以及鄉官這一在地勢力實際主持維護地方秩序等現象的理論化的提升。但要從政治後果角度來看,黃宗羲的設想多為理想化的空想,不具有政治實踐的操作性,真要照着實踐會是災難。從現代國人對黃宗羲的實際上不具操作性的政治方案的表彰、對明代政治專制的批判的這一定型化的思考習慣中,需要反省的是思考習慣背後所隱藏的激進、空想式地理解政治的方式。激進式的理解政治的方式不能接受實際政治之為政治的缺陷,永遠高高在上地對所有過去的、現有的中國政治進行批判,看不到任何讓人滿意的政治、讓人滿意的歷史。只是,激進、空想式地看待政治其實是非政治化的,是取消政治的,如此對於何謂政治最終一無所得。這一心念要能一點點轉過來,看待包括明史在內的國史該會有不一樣的圖像吧。在明朝中後期社會大流動的情景下,出現了流民問題。流民在唐宋變遷以後就不再是一般的、局部的問題,而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是社會流動加大後必然出現的。一旦處理不好,往往成為動亂之源。
由於科舉競爭激烈,錄取名額的有限,明代中後期出現為數龐大的最低級功名者,即生員群。因為向上升遷管道的制約,他們尋找各種出路,有的放棄向上、向全國性的發展,而選擇就在本地發展、經營,成為鄉官中的一員;有的想通過結社而進入區域以至全國性的士人網絡。他們也會因為預期受阻而變得激進、囂張,他們不少是東林黨的追隨者。生員群某種程度上也成為王朝秩序的潛在的破壞者,一方面在於他們的激進、批判本身對於秩序的殺傷力;另外,他們中不乏有野心者與流民暴亂結合。
晚明還出現大量居於城市而不是山中的所謂山人,他們也是因為科舉競爭激烈,向上升遷管道的制約,通過邀名的方式來尋找出路。他們有的是通過文字來交結官員、文壇領袖,甚至也不迴避交結商人;也有的化身為俠客,交結朝廷,傾動朝野,能量讓人側目。
如何應對社會大流動下出現的種種社會政治問題,確實是明王朝所面臨的巨大的治理難題。
第三個問題是與第二個相關的對晚明的理解的問題,晚明是被現代談論最多的。晚明社會的高流動同時帶來活力與失序的矛盾。江南富庶地區奢靡之至;蘇州手工藝製品被稱"蘇意",成為全國競相模仿的時尚;專門用於旅遊的地圖出現;邸報登載詔書、奏議以及中央、地方大事,各地地方官也抄錄邸報以掌握中央與各地的信息,邸報中的奏議也被書商刊刻流通市面,邸報造成了新的政治空間;許多著名文人參與商業出版,獲利甚豐,他們也由此找到了從政之外的另一條自以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出路。我們看到了晚明所充滿的活力,還有晚明的自由,明代尤其是晚明,如果說專制也只是空殼的、形式的不自由,實質的自由很多,甚至過多,我們看到不少士大夫完全自由到不關心國家的存亡只顧個人享受,看到黨爭的意氣之爭帶來的士階層內部的分裂、瓦解,看到僭禮犯分、世道人心敗壞,看到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人心惶惶不安,看到王朝不能控制白銀也就難於控制全國,王朝也無法正世道人心。活力、自由同時伴隨着的是秩序的崩潰,這成為皇帝、士人、百姓全民的焦慮所在。看來不能簡單地褒獎晚明的活力與自由。明亡後,我們看到新的王朝與漢族士人合作而再秩序化。從秩序化這一視角看,清有對明的內在克服。
有關晚明,還想提一下黃宗羲。他最為後世稱道的,多被現代人視為批判君主專制的文本,這其實是誤讀。皇權在黃宗羲看來是一個前提,書中的一套政治設計的構想放在晚明的歷史脈絡中來考察才更清楚。其實黃書是對當時講學、清議干政以及鄉官這一在地勢力實際主持維護地方秩序等現象的理論化的提升。但要從政治後果角度來看,黃宗羲的設想多為理想化的空想,不具有政治實踐的操作性,真要照着實踐會是災難。從現代國人對黃宗羲的實際上不具操作性的政治方案的表彰、對明代政治專制的批判的這一定型化的思考習慣中,需要反省的是思考習慣背後所隱藏的激進、空想式地理解政治的方式。激進式的理解政治的方式不能接受實際政治之為政治的缺陷,永遠高高在上地對所有過去的、現有的中國政治進行批判,看不到任何讓人滿意的政治、讓人滿意的歷史。只是,激進、空想式地看待政治其實是非政治化的,是取消政治的,如此對於何謂政治最終一無所得。這一心念要能一點點轉過來,看待包括明史在內的國史該會有不一樣的圖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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