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前    言  


　　【周書】卷16【趙貴等傳】『史臣』曰：『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1]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66【天下再三分】條中從三分之局對『周室定三分之業』加以發揮：梁中大通六年（534年）魏別東西，天下三分，至陳太建九年（577年）周滅齊，為南北。『周之興稍後於齊，其篡皆在梁末，亦稍後，滅齊後三四年而亡。齊與周几几乎若同起同滅者，彼時天下實有鼎足之勢。邵堯夫云：隋，晉之弟（子？）也[2]。愚謂，陳、齊、周亦亞魏、蜀、吳。【周書・趙貴等傳】史臣曰：「周室定三分之業」，信哉!』[3]


　　周滅之前，中國已為南北對峙，而王氏以周之滅與鼎足之勢有關，其意不能詳知。大概是以楊隋篡周統，得利於北齊已滅，南朝又弱，威脅不大，得以大膽行篡統之事，故如此說。如果這個分析不誤，那麼，可以認為王氏極有眼力。但是，王氏沒有言及『周室定三分之業』的一個重大契機即侯景之亂對西魏北周楊隋的重大意義，使人感到不足。實際上，西魏能夠由三國中最為貧弱的國家，一躍而為三國中最具優勢的國家，與侯景之亂有極大關係。西魏乘侯景之亂取得大片梁土，使版圖幾乎擴展一倍，經濟實力得以增強，戰略地位得以提高，外交環境得以改善，政治制度得以改革。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周絕難滅齊，隋絕難滅陳。


　　與王氏不同，陳寅恪先生則從『關中本位政策』解釋西魏的崛起和北周併吞高齊的原因[4]，這也涉及了『周室定三分之業』的內容，極具啟發意義。但這一政策不過是『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從而能夠『內安反側，外御強鄰』[5]。因此，這政策只能使西魏北周成為一個富於戰鬥力和穩定性的國家，從而可以解釋為什麼東西魏分立後，雖然東魏明顯強於西魏，二國連年戰爭，但東魏並不能滅西魏；不能說僅靠實行此政策就能使西魏北周強於其東南二敵，因為大統十三年以前，西魏畢竟人口少，資源乏，根本不能和它的東南二敵相比。西魏由弱變強實是在宇文泰未死，西魏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未至矛盾不可調和之際，能夠乘侯景亂梁之機而取大片梁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實為機會使然。所以，在我看來，對西魏北周終能強於其東南二敵的原因，還可以再作討論。


　　關於侯景之亂，國內外學界作了不少研究。這些研究，仁智互見，但都不同程度地幫助我加深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理解。不過，總的說來，學界對這一歷史事件缺乏系統全面的研究，因而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一些有待深入的層面上，許多歷史因果還未能說得很清楚，難以讓人信服。這是不足。這不足有三個方面：


　　(一)學界往往注意侯景亂梁，而對侯景亂東魏較少留意。這影響着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因為從公元534年（東魏天平元年、梁中大通六年）開始到577年（北齊武平元年、北周建德六年、陳太建九年）結束的三國鼎峙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534年到547年（東魏武定五年、西魏大統十三年、梁太清元年）。這是北方二國即西魏東魏戰爭，南朝蕭梁多靜觀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的二國戰爭，實際上是北魏末年大亂引起的戰爭的延伸和繼續。第二階段，從547年到557年（北齊天保八年、北周閔帝元年、明帝元年、陳永定元年）。這是因侯景亂東魏後三國自身及其相互關係劇烈變化的時期。這種變化使東魏高氏代元氏而建北齊，使蕭梁滅亡而陳朝繼起，而最具意義的，則是使西魏由最為貧弱的國家一躍而為最具優勢的國家，宇文氏也終能廢元氏而建北周，北周承繼西魏的優勢繼續發展。第三階段，從557年到577年。這是三國――陳、齊、周――關係相對和緩的階段。和緩的標誌是：首先，三國之間雖有戰爭，但幾乎都是在既定疆界內發生和結束的，沒有造成三國疆域的大變動，而且戰爭也不頻繁了。其次，三國之間頻繁地通使。但是，在此階段，三國都仍在各自尋找機會，所以，和緩的表面之下有着更微妙的爭鬥的暗流。終於陳得周慫恿、默許而取淮南（即江淮之地），繼之，周滅北齊並逐陳人出淮南，歷史又回覆到南北對峙狀態。但這與534年以前的南北對峙根本不同了。因為534年以前的南北對峙，是有均勢存在的，而在577年以後的南北對峙，已經全無均勢可言，北絕對地強於南。如果說陳、齊、周鼎峙時，南朝還有改變其惡劣處境的某種可能的話，那麼，可以肯定地說，在577年後，這種可能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北並南的趨勢已經完全不可逆轉了。所以，從宏觀上注意侯景亂東魏，有着很大意義，這不僅因為侯景亂東魏與侯景亂梁有一定因果關係，而且因為侯景亂東魏是對534年後形成的三國鼎峙格局的第一次帶有根本性的破壞和衝擊，是促使三國關係發生新的變化的一個重要的開端。


　　(二)學界對侯景亂梁，往往從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去尋找原因，較少關注侯景亂梁與北方政局的關係。實際上，北方政局的發展與侯景亂梁有着極大的關係。侯景由東魏敗逃入梁後，三國疆域幾乎又恢復到534年後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梁與東魏恢復和好關係，也好像恢復了536年（東魏天平三年、西魏大統二年、梁大同二年）後二國的和好局面。梁與東魏再次通和，反映了梁願意坐觀北方二國（東魏和西魏）之爭，就如同536年後梁所做的那樣。可是，這只是梁的願望而已，事實上已經不能做到了。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以前處於靜態的許多因素已經被侯景在北方的亂事攪動起來，不可能再處於靜態了。要使這些因素再度處於靜態，需要許多的調整，而所有的調整都需要時間。於是我們看到，雖然在548年（東魏武定六年、西魏大統十四年、梁太清二年）二月梁已與東魏通和，可是東魏並不願受通和限制，在侯景亂梁前就作好了侵梁奪地的準備。這就預示着一系列的連鎖事件將發生了。


　　(三)關於西魏能夠乘侯景之亂侵梁奪地，並因而崛起，學界也多注意梁宗室的內爭，而對（1）北方二國――西魏、東魏北齊――所影響的梁邊地豪帥與梁中央的關係，（2）東魏北齊所受內憂外患的牽制，以及（3）侯景在江北之地建立的強有力的防線對東魏北齊的抵禦，這三個十分重要的原因，較少注目。實際上，僅是梁宗室內爭，西魏未必能比東魏北齊多得多地侵得梁土，而內爭的宗王所屬的豪帥不支持這種內爭，才是問題的關鍵。具體地說，西魏取得大片梁土，更多地得利於侯景亂梁後梁邊地豪帥與梁中央的關係變得更鬆散、甚至更矛盾了。西魏就在這種情勢下插手，故易於取利。再加東魏北齊受內憂外患的牽制，不能全力侵奪梁土，而侯景破台城後又在江北之地建立起強有力的防線，對東魏北齊進行抵禦，這樣更方便了西魏的侵梁奪地。


　　為了彌補以上不足，我採取南北合觀的方法。所以，我所說的侯景之亂，不僅指侯景亂梁，而且也指侯景亂東魏；我所說的侯景之亂的影響，不僅指對梁朝的影響，而且指侯景亂東魏、亂梁對南北三國――東魏北齊、西魏北周、陳朝――以及塞北、西北諸勢力發展的影響[6]。因為，我認為，侯景亂東魏、亂梁，都是三國局勢影響的結果，而西魏能夠乘時崛起，正是適時適當地利用了侯景之亂造成的三國局勢的變動所致。因此，我始終從三國鼎峙格局，以及由此所影響的西北、塞北等民族政權與三國的關係這一背景，來把握侯景之亂及其影響。我研究的重點則放在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的發展上，力圖在更深的層面說明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何以由三分而為南北，由南北而為一統，並且是由西魏――北周――楊隋來完成中國一統事業的內在邏輯。


　　正因為本書的重點是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的發展，所以，我對侯景亂東魏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以較多的篇幅進行論述，最後論及隋唐的統一。其中既有宏觀把握，又有微觀研究，因為這二者都是究及由分襲的南北朝歷史過渡到統一的隋唐歷史不可缺少的。第四章在全書中起着支撐作用。它合理地說明了西魏崛起的原因，展示了一些史事的內在關聯，似乎比只從『天下再三分』、『關中本位政策』看問題，要具體一些。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第四章涉及的實際是魏晉南北朝歷史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這領域是由我的導師田餘慶先生的重要論文【南北對峙時期的彭城叢亭里劉氏】[7] (與滕昭宗合作)開拓的。只是，我還做得很不夠，很多問題，還有望將來能與同好共同研究。


　　第五章直接地探討了經侯景之亂影響的南北朝歷史與隋唐統一歷史的內在關聯。 我補充修正了前人關於西魏北周經濟和外交問題的一些研究，嘗試性地對侯景之亂促使西魏北周戰略地位提高、助成西魏政治制度改革的完成和客觀上促進南北社會心理的認同等問題進行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