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讀史網 如同梁啓超晚年屢屢絕患政治，卻終生『對政治不能釋懷』，儘管他批評實用主義的時候，主張『為歷史而治歷史』，說了『只當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與無用』之類的話，但他絕不是那種能夠割捨史學的社會政治功能的人。經過反覆探討，他把自己比較完整的思想表述為：『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一章】）『求得真事實』，始終是梁氏整個新史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和精魂。他的取自西方，用以改造中國舊史的所謂『科學精神』集中體現於此，而其欲排除主觀偏見，擯棄種種外在目的干擾的用意，亦正是為了『求真』，為了使歷史成為一門科學的學問。『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則概括了歷史認識的一種本質，即歷史認識不是主體對客體歷史的簡單複寫和固定攝照，而是與時俱進的人不斷以當代的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對過去的歷史進行重新認識，重新評估。這種觀點恰與當時西方史學理論界興起的思潮相吻合。『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是梁氏史學目的論的基本主張。他的新史學與舊史學的區別也在於前者是『為今人』、『為生人』的，而後者是『為古人』、『為死人』的。他說：『為什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什麼要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致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已。』（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一章】）這也是他對自己一度否定致用所做的糾正。他最後把『求真』與『致用』完全統一了起來：『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予以意義及價值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供現代人應用。……必定要先有真事實才能說到意義，有意義才能說到價值，有意義及價值才可說到活動。』（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一章】）換言之，只有真正科學的史學，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巨大的社會功能。
三
梁啓超十分注重史學認識的方法問題。與以往或同時代的其他中國學者相比較，他講的史學方法已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
梁啓超說：『我們家裡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采不出什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麼？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復許多公共產業。』（梁啓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和嚴復一樣，他也認為來自西方的科學方法，主要是歸納法，他把歸納法的運用總結為如下的程序：『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於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係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七】）他認為科學方法的精神實質，或者說歸納法的基本原則『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
梁啓超認為：『凡科學上的重大發明，都由於善於觀察。……在自然科學，求試驗的結果；在歷史方面，求關聯的事實。』（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因此，他把觀察事物，發現問題當作歸納法的第一步。接下來的重要環節，他以為是比較研究，說：『大抵史料之為物，往往單舉一事，覺其無足重輕，及匯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則一時代之狀況可以跳活表現。』（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又說：『凡天下事必比較而後見真。』（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他自己尤以中西歷史比較研究成果豐富。他還很早就注意用統計方法治史，說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一個發明（即史表），後來他把這種方法發展為『用統計學的法則，拿數目字來整理史料推論史績』的所謂『歷史統計學』。他指出：『欲知歷史真相，決不能單看檯面上幾個大人物幾樁太事件便算完結；最要的是看出全個社會的活動變化。全個社會的活動變化，要集積起來比較一番才能看見。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絕不注意者，一旦把它同類的全搜集起來，分別部居一研究，便可以發見出極新奇的現象，而且發明出極有價值的原則。』（梁啓超【歷史統計學】，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下同））他與丁文江合作的研究項目『歷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曾以新潮的統計學方法，引起當時國內學者的很大興趣。
梁啓超認為『求證』是歸納法的又一重要環節，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用墨最多。作為範例，他詳細敘述了自己如何考證『玄奘出遊年代』的研究過程：首先，通過對多種史料的留心觀察和比較，產生對『貞觀三年出遊』成說的懷疑，提出『貞觀元年首途留學』的假說。其次，查到【新唐書】關於『貞觀元年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的記載，成為【續高僧傳】『奘之出境乃攙在饑民隊中，而其年之飢實因霜災』說的『有力之正證』。再者，又發現玄奘途中所遇西突厥可汗葉護，已在貞觀二年被殺的材料，成為『貞觀三年出遊』說不能立的『強有力之反證』，從而使『元年首途留學之假說殆成鐵案』。他告訴讀者：『此問題所得結果雖甚微末，然不得不謂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純為前清乾嘉諸老之嚴格的考證法，亦即近代科學家所應用之歸納研究法也。』他還提示人們：『夫學問之道，必有懷疑然後有新問題發生，有新問題發生然後有研究，有研究然後有新發明。百學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
大家知道，梁氏在史學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曾因反覆探索，出現過觀點的搖擺，其中也關聯到歸納法於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問題。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他說過這樣的話：『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及行歷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絕對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現象只是「一躺過」，自古及今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跡。這又為什麼呢？因為史跡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絕對不會從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倘若把許多史跡相異的屬性剔去，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結果便將史的精魂剝奪淨盡了。因此，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梁啓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這段話的意思，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評價。一方面，求『不共相』確為歷史認識的重要任務，也是歷史考察方法的基本特徵。歸納法亦確非歷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它確有着局限性。因此，梁啓超的思考有值得肯定的部分。另一方面，梁氏在這裡以『專務求「不共相」』排斥了他曾指出的『史家最大任務，是要研究人類社會的「共相」和「共業」。』（梁啓超【歷史統計學】）這是走了極端。他把歸納法在史學中的運用限制到整理史料為止，顯然也是不準確的，這反映了他認識上的偏頗。需要指出，梁氏的這種搖擺往往並不代表其史學理論的主流思想。對此，應聯繫他的更多的著作和言論來全面地把握。
綜合分析，在梁啓超史學方法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各個時期的有關著作每每強調歷史為『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不可只『知有一局部之史。』（梁啓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歷史為「整個的」，即全人類之歷史亦為「整個的」。』（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他提倡研究歷史運用『排比法』和『聯絡法』，說：『有許多歷史上的事情，原來是一件件的分開着，看不出什麼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來，意義就很大了；』『許多歷史上的事情，順看平看似無意義，亦沒有甚麼結果，但是細細的把長時間的歷史通盤聯絡起來，就有意義，有結果了。』（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一章）他認為史家觀察研究問題應該『由全部到局部』再『由局部到全部』。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國。『因為一個人的活動如何前進、如何退化，可以使社會改觀，一個人一群人特殊的動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響，發生變化。』（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總論第二章】）
綜合的基礎在於分析。梁氏以其自創的語言說明了這種研究方法的步驟。首先，『當畫出一「史跡集團」以為研究範圍』。他說『史跡本為不可分的，不可斷的，但有時非斷之分之則研究無所得施。』治史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從整體歷史中分割出一塊來作為研究對象，但要注意：『其一，每集團之函量須較廣較復，分觀之，最少可以覷出一時代間社會一部分之動相。其二，各集團之總和須周遍，合觀之，則各時代全社會之動相皆見也。』（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確是研究集團之後，應對『集團分子』，即各種史料進行整理，『搜輯宜求備，鑑別宜求真』，並努力使『此一群史跡，合之成為一個生命――活的，整個的。』梁氏稱作『集團實體之把捉』。為此還必須做三方面的分析研究工作。一是『常注意集團外之關係。』因為『此一群史跡不能與他群史跡脫離關係而獨自存在，亦猶全社會中此一群人常與他群人相依為命也。』二是『認取各該史跡集團「人格者」，』『精研一史跡之心的基件』與『物的基件』，注意『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歷史是人創造的，每一史跡集團『必有其「人格者」以為之骨幹，此「人格者」或為一人，或為數人，或為大多數人』，他或者他們應該是該史跡集團中的『立於主動地位者。』進而梁氏提出對歷史的『人格者』進行心理分析的必要性：『凡史跡皆人類心理所構成，非深入心理之奧以洞察其動態，則真相未由見也。而每一史跡之構成心理恆以彼之「人格者」為其聚光點。』對於一個或數個『人格者』，『宜深注意於其個人的特性』，包括『素性及其臨時之衝動斷制，』因為這『非惟影響於彼個人之私生活，而實影響於多數人之公生活。』對於『多數的人格者』，則要研究其民族、階級、黨派的意識。無論個人還是社會的心理，都有『正負兩面』，對歷史進程發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同時必須看到歷史的『心的基件』要受到『物的基件』的制約，『物者何？謂與心對待的環境。詳言之，則自然界之狀況以及累代遺傳成為固形的之風俗、法律與夫政治現象、經濟現象，乃至他社會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史家在分析『心』、『物』兩種歷史條件的時候，還要在『當時』，『此地』的觀點上『量度』二者的『極限』，這樣才能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三是『觀察所緣』。『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史家可以測知『因』，卻不能測知『緣』，但有緣必有因，『一史跡之因緣果極恆複雜幻變至不可思議，非深察而密勘之，則推論鮮有不謬誤者。』（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應該承認，梁啓超的分析方法代表了當時高水平的史學研究方法和認識方法。(作者：王也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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