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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6、外戚之廢
幾千年的歷史反覆證明，外戚干政『弊極大而利極小』，他們終於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集體抵制。但更關鍵的因素是，外戚扮演的『幼帝和女後輔佐者』的角色並不是不可替代的，以文官為主的『顧命大臣』逐漸頂替了他們。能被選中做『顧命大臣』的人，才能品德一般都是文官中的翹楚，再加上沒有裙帶關係做後台，他們一般都比較小心謹慎，整體表現遠強於外戚。雖然還有南宋賈似道之流做亂，但自北宋開始，外戚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
7、分封貴族與世家大族的退出
這兩種勢力曾經顯赫一時，其中分封貴族主要存在於夏商周三代和春秋，自戰國開始逐漸消亡，秦以後中央集權制占據了主流地位；世家大族肇興於東漢，極盛於魏晉南北朝，至中唐灰飛煙滅。這兩種勢力曾經是君主統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當時來自內部的對君權及其繼承的主要威脅。比如『魏晉南北朝的政權更替，大都是由於這些勛貴世族勢力的顛覆而造成的。』［65］但在盛行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本文因此不再詳述。
四、幼帝繼位――無解之題
中國的君主制經過四千年的發展，到清朝時已經相當完善。在四千年的漫長歲月里，一切能對君權構成威脅的勢力都逐步被打敗，不是一時一事、一朝一代的失敗，是君主制政權內部權力分配結構的永久性改變：君權戰勝了包括儲權在內的、統治階級內部所有其它勢力的挑戰，真正取得了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地位。不僅君主活着的時候是這樣，就連遺言（包括傳位遺詔）在新君繼位前也不容任何人置疑，這才是君權繼承順利進行的根本保證。
然而『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君主們的『私心』還是給君權繼承留下了一個致命缺陷：他們想讓皇位永遠在自己的子孫中傳承，即使兒子年幼也不肯把皇位讓給成年的叔伯兄弟，而是採取女後垂簾聽政，幼帝成年後再親政的方式。這就使以『存在多個成年皇子可供選擇』為前提的、凝聚了中國幾千年政治智慧的結晶――皇位密建制失去了用武之地。（『秘建制』在皇帝只有一個兒子時也失效，可見它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又由於女後平常深居宮闈，不問政事，倉猝之間難以臨朝聽政，只好再任命『顧命大臣』輔佐女後，於是女後和大臣有了染指君權的機會。幼帝成年後其實是從他們手中接管最高權力而不是從父親那裡直接繼承。這一制度缺陷極易產生兩個問題：一是『顧命大臣』可能因專權而與女後或成人後的皇帝發生衝突；二是女後在幼帝成年後不願撤簾歸政。
（一）顧命大臣
滿清曾三次任用『顧命大臣』卻沒有一次成功。第一位輔政大臣是攝政王多爾袞，他生前大權獨攬，是沒有名分的皇帝，死後被尊為『義皇帝』，廟號『成宗』。從他死後被揭露的『逆節皆實』［66］可推斷，若非其暴死，順治親政極難。順治吸取宗室輔政的教訓，臨終前令鰲拜等大臣輔佐幼子，以宗室在旁監督。豈料事與願違，康熙通過『政變』才搬倒鰲拜這個大權臣。想那康熙『千古一帝』何等難得，換個膽識稍遜於他的人後果不堪設想。第三批顧命大臣肅順等因為與女後發生衝突而被殺。拋開引發的政治動盪不說，顧命大臣本身都是久經考驗、才能卓著的朝廷棟梁，在成年君主的領導下本可以大放異彩，卻由於體制的弊端而被殺，何嘗不是國家的損失。
（二）女主
自宋開始，幼帝成年後順利親政、女後按時撤簾歸政的比例很大。因為沒有戚黨的支持，女後一人也很難長久把持朝政。但垂簾聽政的女後與輔政的顧命大臣不同，古代社會稱『皇太后』為『女主』，她『垂簾』期間可以名正言順地行使幾乎全部皇帝職權，是名符其實的『君主』，就是皇帝也要規規矩矩地向其行禮；而顧命大臣權力再大，也不過是『臣』、『奴才』而已。在兩宋，以宰相為首的文官勢力是皇帝依靠的主要統治力量，相權的膨脹抑制了『後權』。但到了清朝已沒有任何勢力可以對君權形成制約，女後用權可以隨心所欲，而顧命大臣一不小心就會引起各方猜忌。因此，如果碰巧出現權欲薰心又有才幹的女後，即使沒有戚黨的支持也可以穩坐江山，幼帝成年後親政極難。
一旦帝、後圍繞權力繼承的鬥爭激化，不僅統治階級內部的自相殘殺難以避免，往往也會把國家、民族拖入深淵。清末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權力之爭就造成了這種惡果，是戊戌維新失敗和八國聯軍侵華的主要肇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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