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隆慶時期的改革（1）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１５６６年）十二月，明世宗朱厚＠①終於撒手人寰，結束了將近半個世紀的荒唐統治。作為他唯一在世的兒子，二十九歲的朱載ｈòｕ＠②繼承了皇位，稱穆宗，年號隆慶。隆慶曆時只有短短的五年半，又夾處於在位最長的兩個皇帝（嘉靖、萬曆）之間，因此一般都習慣地把它歸入『嘉萬時期』籠統而論。然而，我認為把隆慶朝視為一個轉瞬即逝的過渡一掠而過，實際上是忽略了這一時期明王朝在諸多方面發生的具有轉折意義的變化。本文將要論述的就是隆慶朝如何以較為良好的政治環境促進了邊務，開放海禁，賦役等方面的改革，把自嘉靖中期開始醞釀的改革浪潮推向了一個新的層次，為更大規模、更全面的改革作好了準備。


　　一


　　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封建國家，皇帝作為中央集權的最高統治者對朝政的影響力顯然是舉足輕重的，因此，一朝政治環境的好壞，皇帝品行和才幹是首要因素。穆宗在帝王中，歷來是一個庸碌無能的形象，雖然【明史・穆宗本紀】稱他『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巨萬，許俺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１）］但其中失真和有意粉飾的地方也是明顯的。他雖不象文宗那樣迷戀神仙道術，但從即位之初就表現出懶惰的特點，元年（１５６７年）正月，『初七日傳免早朝』，『十五日復示』［（２）］，給事中魏時亮上疏勸諫，『疏入留中』並不予理睬。隆慶二年，御史同弘ｃｈú＠③上疏直責穆宗『嗣位三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３）］實際上整個隆慶六年，不但免朝聽政已成家常便飯，即便是臨朝，穆宗也顯得『無所事事』，［（４）］形同木偶，他『未嘗時賜請問，體察民情；儲司奏章』，也『少經御覽』［（５）］至於經筵日講，也下詔停免。群臣中有上疏勸諫指責的，無論言詞激烈，他不僅是不批不答，甚至冷漠到不急不惱的地步。可見穆宗對治國之術不僅是一無所知，而且也無心鑽研，和所有荒於政事的皇帝一樣，憑藉最高統治者為所欲為的特權，他把所有的精力時間都用於游幸玩樂和享受上。還在居喪期間，他就在『後宮日為娛樂，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允斥』［（６）］，而且長年『縱長夜夜飲，極聲色色娛』。［（７）］同時，貪財好貨，也是穆宗的一大特點，他多次不顧國家財政睏乏強行勒取國家庫存銀兩。例如隆慶三年，穆宗下令取太倉銀三十萬兩供內廷享用，戶部尚書劉體干十分為難，上疏道：『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蘇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８）］就是到這種地步，穆宗仍然取銀十萬兩供自己享樂揮霍。如果用賢明君主的標準來衡量，穆宗的的確確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庸主，然而是否就可以一概而論認為穆宗對朝政毫無正面作用，隆慶朝也和它的皇帝一樣昏庸無為呢？我想這個問題還需據客觀實際來回答。


　　穆宗之前，世宗在位長達四十五年，前期興禮儀之爭幾十年無休無止；後期迷信神仙方術，追求長生不死，疏於政事；加之世宗『性剛』，『好自用』［（９）］的個性，因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１０）］整個嘉靖朝權臣爭奪不斷，其結果『一意媚上，竊權圖利』［（１１）］的嚴嵩父子把持朝政十幾年，使得朝廷一派烏煙瘴氣，風氣大壞。相比於世宗的剛愎自用，穆宗在個人性格上就表現得『寬恕』多了。史書稱他『柔仁』，『剛性不足』［（１２）］無論這是否是對昏君的委婉之辭，但穆宗對朝政不予過問，放手交與閣臣的客觀後果卻是好的。即位之初，穆宗一切政令俱聽由首輔徐階，徐階自嘉靖末年主持閣務對朝廷種種陋習弊政深有感觸，借起草登位詔書予以草除，欲圖大振乾綱。針對前朝言路阻隔，詔書中明確表示『一切更新之政及起用先朝建言得罪之諸臣，以逮死者追釁』［（１３）］在整個穆慶時期，穆宗雖說對阻撓自己揮霍享受的大臣（如劉體干、詹仰庇）嚴以打擊，不惜罷官論罪，但除此之外，對於就政事處理提出建議的奏疏他一般尚能做到不妄加裁決，而且聽由閣臣們處理，尤其是一些解救國家困危的重大事件上，穆宗的這種態度反而有利於正確的意見得以實行。例如，隆慶元年，戶部葛守禮建議推行『一條鞭法』，『一串鈴法』，他『詔從之』。邊防危急，『詔廷臣博訪邊才』，二年總督譚綸推薦戚繼光總理薊鎮練兵，『部議從之』［（１４）］穆宗也就立即下詔書任命戚以都督同知總理蘇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隆慶四年在處理把漢那吉來降一事上，高拱，張居正力排眾議，肯定了王崇古的方案，穆宗予以支持，詔授把漢那吉為指揮使，才得以促成『俺答封貢』，一時解除了邊患。穆宗的『無能或不願干預國家事務，實際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學士們幹得更好。』［（１５）］』。隆慶時期首輔更換共４次，徐階、李春芳、高拱、張居正四人中除李稍欠魄力外，其餘三人都是具有改革思想，施政雷厲風行的人物，高拱、張居正原本就是裕邸舊屬與穆宗關係非同一般，因而穆宗放手讓他們處理國事就尤為徹底。隆慶一朝雖說皇帝無遠見卓識，但由於君臣關係調和，又無皇帝利用宦官牽制閣臣的現象，加之主政大臣銳意改革，應該說良好的政治環境已初成氣候。


　　當然我們不能認為穆宗的平庸對改革實施就不構成危害了，相反，明王朝延續了近２百年的歷史到這一時期已面臨着沉重的統治危機『北虜南倭』已令國家精疲力盡，財賦吏治又是千瘡百孔，可以說時代已經到了一個迫切需要改革更新的時刻。毫無疑問，一個勵精圖治，具有鴻猷遠略的君主對於推進社會革新的作用是多麼重要。顯然穆宗遠達不到時代的要求，這也就必然限制了隆慶朝改革活動的展開和深入。


　　二


　　一朝的政治命運，除了取決於皇帝，官僚集團所發揮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主政大臣和各級官吏的素質優劣、才能高低直接影響到國家大政策略的制訂和實施。隆慶六年時間，首輔更換達四次，歷來被指責是『柄臣相軋』但是我認為隆慶朝臣不失為一個具有實踐才幹和改革魄力的政治群體，他們所作出的貢獻大大超過了權力爭奪的消極影響，在中後期的歷史中，隆慶時期事有所成也正是得益於他們。


　　嘉靖時期，明王朝在漸趨衰落的道路中已蹣跚了近百年，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已把國家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從中期開始，一批具有強烈現實責任感的地方官吏開始主張實行改革，例如巡撫應天十府的歐陽鐸，廣東巡按潘季馴，浙江巡按龐尚鵬等，他們在局部範圍取得一定的經驗，但最終因朝中大臣忙於爭權奪利，柔媚逢迎，無人主持改革大局而不能推廣。到了隆慶朝，形勢發生了較大改觀。先後主持政務的徐階、高拱、張居正，雖然他們個人之間存在矛盾，但並沒有在朝臣之中結黨營私混爭不已，作為有遠見的政治家，在對時弊的認識和改革的謀劃上他們反而是智者見智，共同推進社會變革的聲勢。在一定意義上講，隆慶首鋪們的變革意識是日漸鮮明，國家政策因此得以一脈相貫，穩步前進。


　　徐階在嘉靖末年取代嚴嵩擔任首鋪，在嘉隆交替之際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起草世宗遺詔之時，宣布『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１６）］當時朝野上下許多人為之『號慟感激』。［（１７）］遺詔頒布給朝廷帶來一些振作更新的新氣象，應該說徐階的政治抱負也凝聚在其中。徐階為人『持正應變』，不曲意奉上，故而『嘉隆之政多所匡正。』［（１８）］高拱於嘉緒四十五年入閣任大學士，到隆慶五年才終得爬上首輔的位置。然而他『練習政體，負經濟才』［（４８）］在閣臣中一直頗具影響力。高拱十分重視邊防將領的選拔，為此他於隆慶三年針對軍中缺將，致使督戰不力的現狀進行過吏治改革。他認為『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猝應，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智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於是『請增設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待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才自裕。』［（１９）］這些措施在改變邊防積弱境況中都是頗具實效的。徐、高二人，史稱前者『以先朝遺老正其始』，後者『以東宮舊臣厚其終』，但『忠君斡才則一，或翕或張，並起而救之』，使『海內無潢池之警，虜使有渭橋之朝，此亦千載一時之盛也。』［（２０）］至於兩人之間的權力爭奪，倒是次要的事。


　　張居正是有明一代的大改革家，他主持大政雖說已是穆宗之後，但隆慶時期卻是他積累政治經驗，奠定改革基礎的關鍵時期。隆慶元年，張居正以裕王舊屬身份升任吏部左待郎兼東宮大學士，以後他的地位就一直穩步上升，張居正有着鮮明的變革思想，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就在【陳六事疏】中提出了自己的六條改革建議，分別為：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嚴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２１）］這六條主張切中時弊，成為他後來推行萬曆十年大改革的籃本。隆慶時期的閣臣們，除了身體力行為改革謀劃外，選拔有才能的人擔任地方職務，全力支持合理的改革主張也是他們的一大特點。其中以高、張二人對戚繼光整頓邊防鼎力相助最為典型。戚事事皆與張商椎，『欲為繼光難者』，張『輒徒之去。』［（２２）］應該說戚繼光整頓蘇鎮防務未受到大的梗阻，高、張的保護是至關重要的。因此，蘇鎮十餘年戰事寧息，他們也自有一番心血。


　　隆慶朝銳意改革的官僚群體中，除了以上幾位主政大臣外，還包括有許多中下級官吏。例如大力舉薦並協助戚繼光的譚綸。整飭武備成績菲然的王崇古，多次上疏力諫的魏時亮，在地方推行賦役改革的海瑞，龐尚鵬等等。他們在各個不同方面的改革舉措與閣臣的主張上下呼應，相輔相成，共同促成了良好的改革環境。


　　以上從君、臣以及兩者關係三個角度分析了隆慶朝政的利弊優劣，簡言之，改革所需的人力條件至此才基本具備，但是變革之所以勢在必行，又是由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決定的。因此，在以下諸節將對明王朝面臨的各方面矛盾及隆慶時期相應的改革活動進行闡述。


　　三


　　北部邊患從明初開始就一直威脅着明王朝的安寧。景泰年間，蒙古瓦刺部衰落，韃靼各部取而代之成為明的最大隱患，他們逐漸進駐河套地區，並且日益強大起來，到嘉靖中期俺答汗統領韃靼各部，不斷襲擊延綏大同諸邊，明王朝耗盡數百萬兩軍費仍然阻擋不了他們的侵擾搶掠。嘉靖二十九年（公元１５５０年）俺答汗軍隊直抵北京城下，軟弱的明王朝聽任其在城外肆意掠搶八日之久，『捆載而去』［（２３）］卻無能為力，此後１５５４年、１５６３年北京又兩度戒嚴。隆慶元年，俺答又多次進犯山西，九月他『率眾數萬，分三道自朔州老營，編頭關諸處，長驅入山西，邊將不能御，遂攻克奇嵐及汾州，破石州『復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男婦死者數萬。』［（２４）］與此同時，土蠻部又在蘇鎮、昌黎等地入犯明朝，京師不得不白日戒嚴，並且詔令『五城御史體察非常，漕糧集河下者，令巡倉御史督護入城，』［（２５）］可見所謂的九邊防禦體系並不能真正抵擋蒙古軍事勢力的進犯，在雙方對峙中明軍仍然處於相對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