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官長史考(2)

  來源: 國學文化

公車司馬令、二千石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並沒有改變公車司馬令、二千石都官長史乃至將、大夫的秩次。『位從將、大夫』一句中的『位』，指的是朝位。『將、大夫』包括五種中郎將和四種大夫，其名號、秩次差別雖大，卻是自成序列的兩組官職。且其員數雖多[10]，卻少有變化，在朝堂中占據固定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居於『將、大夫』末席的中散、諫議大夫，均為秩六百石，朝會時公車司馬令、二千石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其實是緊隨與其同為六百石的中散、諫議大夫之後，這不會造成朝堂百官秩次的混亂，可信是一種合理的安排。
　　至此，我們的問題還沒有全部解決。前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為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自林始。』細繹這段文字：最後一句中的『舊』字，使整段文氣變得不夠順暢。實際上，『舊』字的出現，令我們懷疑『舊』字以下的部分，與上文並非同一作者所言，甚至就不是【獻帝起居注】的原文。
　　漢代諸帝之【起居注】，本來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所謂『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為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云云，就很像是史臣實時的記錄。但『舊』字以下部分，則是一種追述的口氣，從時間上與上面的部分拉開了距離，似乎是多年後對上文內容的回顧。那麼，這段後加的文字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現在無法徹底解答這一問題，只能依據蛛絲馬跡作一些推測。前引【獻帝起居注】下文說『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表明作者講這段話時，公車令與都官長史的朝位與建安八年已有差異，應該不再是『從將、大夫』了。【宋書・百官志下】記後漢光祿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員數，又說：『魏以來復無員。』曹魏諸大夫既然已無員數，公車令、都官長史繼續『位隨將、大夫』便有了困難，因而我懷疑建安八年所定公車司馬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的朝位順序，到曹丕代漢之後就發生了變化，【獻帝起居注】『舊』字以下一段文字，應該就是魏晉時人的言論。
　　現存【獻帝起居注】有關公車司馬令、都官長史朝位順序的文字，僅見於【續漢志】劉昭注引。此條『舊』字以下部分，是否就為劉昭所加呢？遍檢【續漢志】注，劉昭所言均題作『臣昭曰』，未加註明而將自己的意見摻入引文，似乎不符合劉昭的書法。
　　裴松之注【三國志】，大量引述【獻帝起居注】，而且注文中經常夾雜裴氏本人的議論。但現存裴注引文中，並沒有本文一開始所引那段文字。況且裴氏在注文中發表議論，也一定要註明『臣松之以為』或『臣松之按』云云，所以，前引【獻帝起居注】『舊』字以下部分為裴氏所加的可能性，大致也可以排除。
　　我們注意到司馬彪的另一則記述，【續漢書・百官志五】『列侯』條『本注』云：『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本注』又云：『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這裡是在比較兩漢制度，與前引【獻帝起居注】『舊』字以下部分比較漢魏制度有所不同，但以『舊』字表示前朝制度，確實有似司馬彪的筆調。當然，僅憑這樣一點材料，尚不足以斷定司馬彪就是前引【獻帝起居注】『舊』字以下部分真正的作者。我們的推測，也只能到此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