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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網 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岩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岩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一連好幾個『假使』，讓人不禁企盼:歷史或許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寫法？但即便如此，那建立起來的也還不過是一個延續着周期律的『大順王朝』，而且，它也一定逃不脫作者毫不客氣的論斷:『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唉，這種王朝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又何必我們為之歌哭痛惜呢。
本來，郭沫若寫此書的本意更多的是在現實而不是歷史。他對勝利者驕傲自滿、屠戮功臣、政治腐敗等等的警告本意也是針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對這些譴責，國民黨當然當之無愧。二戰的硝煙尚未散盡，內戰的烽火又在燃起，『對於李岩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這，確實表達着一個憂國之士的悲憤。但是這種憂憤和種種『假使』卻不能稍稍把歷史推向一點點光明。我看到章立凡先生在一篇題為【甲申再祭】的文章中再次替國民黨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總結得很好:『何以國民黨最終還是丟失了大陸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一、一黨專政，黨國不分。國民黨是以黨治國，黨國不分，政黨與政權不分，是「權力集團所有制」。』『二、個人獨裁，拒絕民主』，長期以『訓政』的名義，實行專制集權，『搞個人獨裁，拒絕民主憲政，鎮壓輿論監督，推行特務政治。』『三、背棄諾言，忽視農民。』――這個以發動工農搞『國民革命』起家的革命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卻悍然無視甚至踐踏『農民的利益訴求』，直至走向他們的對立面。『四、抗戰勝利，腐敗加速。』――熬過艱苦的抗戰，中國居然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於是，大小官員開始陶醉於文恬武嬉的盛世美夢，競相開始了以『接收』為名的利益攫奪。腐敗於是一發不可收拾。而『腐敗的根源，在於統治者習慣於將國家名器視為戰利品，因為在他們眼裡，天下是打出來的，而不是選出來的。』這裡的許多話是說中了要害的。不能不說，比起『三百年祭』中的警告，這是甲申又經歷了整整一個輪迴之後的更為深刻的總結。
但是有趣的還不在這裡，而在於這原本是針對當時的執政者的警告卻引起了未來的執政者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接過了郭沫若這篇文章的話頭，做了一篇更大的『文章』。這恐怕是郭沫若所始料未及的――也因此使他的這篇文章徹底成了『史為今用』的範本。在1944年3月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之後，重慶【新華日報】、延安【解放日報】都爭相轉載，各解放區還發行了單行本。毛澤東同年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特別談及此文，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中共中央宣傳布部和軍委總政治部也聯合通知，強調【甲申三百年祭】『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並告誡各級組織，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毛澤東又在致『沫若兄』的信中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直至大局初定，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往北平之時，毛澤東還在以『進京趕考』者自居，念念不忘要大家接受李自成的教訓。甚至於建國之後，毛澤東依然在反反覆覆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今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不能說他沒有歷史感，也不能說他沒有使命感和某種『高瞻遠矚』。對於接受前人教訓的高度重視和一再強調，恐怕古今中外，沒有人曾經超過他。但，在建國初期那幾年短暫的『兢慎』之後，他老人家又如何呢？
【甲申三百年祭】的命意在於『接受教訓』，當時讀者中的有心人也確實理解、接受並且反覆再三地強調了這一點。但是顯然，從歷史往事中僅僅『接受教訓』看來是不夠的、靠不住的。毛澤東要接受教訓是對的，有幾年他似乎做到了，於是就對歷史充滿了樂觀，對未來充滿了自信――而就在這時候，他輸掉了『進京趕考』，陷入了『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的無情的『周期律』。由此可見，接受教訓畢竟屬於主觀問題，還不等於建立制度――『教訓』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接受一時容易，永遠接受就未必容易，甚至於可能一代人接受了，也還會有下一代的不接受。無論如何，這種主觀願望是敵不過利益和體制的力量的。ヒ虼耍無論是多麼英明的君主，你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接受教訓』的『兢慎』之上――如果沒有一種制度的保證的話。毛澤東曾經說他找到了方法:『那就是民主。』但是他卻並沒有真正去實行。於是，周期律、歷史的宿命，就回來了。所以應該說，今天看來，『甲申祭』的意義絕不只是『教訓』――更何況，『甲申祭』也還不是全部的晚明史呢。
無論再經歷多少個輪迴，『甲申祭』總還是會有人提起的。如果要祭，我想還是讓我們懷着一種戒懼和敬畏祭一祭那個周期和宿命吧。（摘自【隨筆】2005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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