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為何沒去牛津執教的來龍去脈

  來源: 南方周末

有關現代史家陳寅恪的逸事不少，有兩件特別讓人注意。一是在1920年代中期，他還在歐洲留學期間，由吳宓和梁啓超推薦，去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二是在十年以後，也即1930年代後期，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這兩件事背後，有一共同點，那就是雖然陳寅恪沒有國內、國外的高等學位，卻仍以其超人的學識，獲得中外學界的認可和欣賞。不過，這兩件事的結果，卻有不同。由於吳宓、梁啓超的推薦，陳寅恪於1926年到清華任教，結束了他在海外十餘年的求學生涯，並由此開始了他在現代中國為人嘖嘖稱道的教學、研究生涯。這對陳寅恪本人和民國學術，都可謂成就了一件美事。但第二件事，卻沒有那樣美好的結局。陳寅恪在獲得牛津大學聘書以後，轉道香港赴英，但未料二戰爆發，因此只能滯留香港，受盡精神和物質的折磨，最後通過他的友人傅斯年、杭立武和學生吳晗等人的幫助，才脫離險境，得以回到內地。二戰結束之後，牛津再次發出邀請，他又準備赴英，但那時他的視力已壞，最後只能半道放棄，可謂陳寅恪學術生涯的一個遺憾。
不過近年的研究，卻還指出這兩件事的另一個不同。1926年的陳寅恪，雖已早過而立之年，但既沒學位，又無學術論文，能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國學大師王國維、梁啓超和哈佛大學的博士趙元任、李濟（李僅聘為講師）為同僚，的確相當引人注意。但牛津在1938年之聘請陳寅恪，卻似乎可以另當別論，因為性質有所不同。首先，牛津雖然是西方第一流的高等學府，執英國大學之牛耳，但牛津當時的漢學研究，很不景氣。英國自19世紀初年以降，便由於與中國通商、交戰的關係，陸續有人開始從事中文的教學和中文典籍的翻譯。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王韜的幫助下，翻譯五經，其譯本至今仍為西方學者採用。末代皇帝溥儀的英國老師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1874-1938），回英之後充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漢學教授，也為人所知。不過，這些例子不能說明英國大學就有注重漢學教學與研究的傳統。實際的情形是，一門學科想在西方大學立足生根，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生源不斷，也即學生對之有源源不斷的興趣；二是財力支持，最好是有人捐巨款贊助。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漢學研究，就是在1928年從鋁業大王Charles Hall（1863-1914）巨額遺產設置的教育基金獲得資助，由此而成立哈佛燕京研究社，為美國的漢學研究奠定了基礎……而英國牛津等學校，雖然設立漢學講座，但修學的人數寥寥無幾，因此常常難以為繼。1935年牛津的漢學教授蘇維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逝世，大學與其他機構幾經磋商，從清朝的庚子賠款中撥出款項，才最終在1938年向陳寅恪發出聘書，請他到牛津任教。由此可見，如果牛津大學校方十分重視漢學教學，或者牛津的學生對漢學有濃厚、持久的興趣，那就不會有如此多的遲疑和耽擱。其次，儘管牛津大學準備用庚款支付陳寅恪的薪水，但數目並不優厚。陳寅恪將拿到850英鎊的年薪。以此來維持陳家幾口在英生活的開支，不算特別好的待遇。因此陳曾向傅斯年、杭立武等申請包括旅費等其他資助。當然，給陳寅恪這一薪水，也沒有因為他是中國人而有所歧視，因為牛津當時的漢學高級講師修中誠（Ernest Hughes，1883-1956），薪資只在600英鎊上下。從牛津給漢學教學人員的『低薪』亦可看出，該大學對漢學並不重視。由此而推，牛津當時在漢學方面的研究條件和資料藏書，也不理想。陳寅恪還有其他顧慮，他回國以後，興趣已經轉向歷史和文學，而牛津的漢學，則仍重宗教與哲學，因此有一定的距離。這一差距，其實也說明英國漢學自理雅各以來並沒有長足的進步。
有趣的是，雖然陳寅恪本人對牛津的聘請，並不『歡欣鼓舞』，但民國學界，則感到十分振奮。胡適留美時的『文學知音』、現代中國第一位女史學家陳衡哲（莎菲，1893-1976）曾這樣評論，牛津聘請陳寅恪，證明中國的學術，已經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但她又頗帶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陳寅恪的學問，他在牛津講學，能聽懂的恐怕寥寥無幾。這句話耐人尋味。以陳衡哲的留學背景，她可能十分清楚西方漢學家當時的水準。陳寅恪在國內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譽，其博學在中國人中都少人可比，何況歐美漢學家。但是，陳寅恪身邊的人，還是鼓勵、支持陳到牛津應聘，如陳的上司、傅斯年，就想方設法為陳籌集旅費。與陳寅恪同時留學德國的傅斯年，應該像深知西方漢學界當時的水準。傅在回國以後，建立史語所，其目的之一便是與西方學者『爭勝』，將漢學研究的中心，從西方移到中國。顯然，傅斯年支持陳寅恪去牛津任職，看來是有心通過陳，向西方人展示中國學術的長足進步和高超水準。
雖然陳寅恪1939年沒能到牛津任職，但故事卻沒有就此結束。一般的意見是，他阻道香港以後，牛津『虛位以待』，二戰之後再次邀請他去任教。其實，牛津在得知陳未能及時抵達英國之後，又開始物色其他人選。據筆者從台北近史所『朱家驊檔案』中發現，牛津曾經在1939年邀請張歆海（1898-1972）赴任。張歆海是徐志摩前妻張幼儀之兄，浙江海鹽人。在陳寅恪留學哈佛的時候，張亦在哈佛，正隨新人文主義的提倡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讀博士學位。在白璧德的中國弟子中，張是少有的幾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之一。比他更有名的梅光迪、吳宓等，則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取得博士學位。張歆海當時在哈佛留學生中，以年少才俊而聞名。去哈佛以前，就獲得約翰。霍普津斯大學的學士學位，沒幾年又以英國文學家Matthew Arnold（1822-1888）為題，在哈佛獲得博士。張歆海回國以後，先在清華英文系任教，後到上海光華大學，並一度擔任該大學副校長。再後來，張加入外交部，出任駐波蘭公使。幾年後因使館外籍雇員的一件盜竊案而引咎辭職。牛津與張接觸，正是他離開外交部之後的事情。
張歆海對牛津的邀請，頗為心動，因此便向當時中英庚款委員會主席朱家驊（1894-1963）求助，希望朱能為自己寫一推薦信。張自己擬了英文的草稿，為自己美言了幾句，讓朱過目簽名。不過，朱家驊在收到張的求助信之後，沒有馬上作出決定，而是向傅斯年徵求了意見。朱與傅都曾留學德國，又同屬『北大派』，私交甚厚。傅斯年並不贊成推薦張去牛津任教。他的解釋頗為直率：『西洋人之漢學，雖有些缺欠處，亦有二三名師，伯希和、珂羅倔倫等。英國人雖不行，然必向大路上打聽，故歆海思欺之，不可。歆海兄之英文學，雖在中國人中出群超類，如此與漢學並不相干……故推薦歆海教漢學，無異推薦弟教化學、地質也。英國人近日天良發現，思求漢學於中國，此應予以鼓勵者也。假如第一流人物不能為彼省之，亦當推薦一位「在行」之人，此者以鼓勵英國人也。若竟聘得一位不妥之中國人，後必悔之，而杜其尊重中國學人之心矣。』有了傅斯年這一番『義正辭嚴』的話，朱家驊就婉言拒絕了張歆海的請求。於是便有了二戰之後，牛津再度向陳寅恪發出邀請一事。最後要提的是，張歆海以後還是得到了在西方（美國）教授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機會，並在晚年用英文寫作了有關中國文化的兩部小說。因此他的學術造詣究竟如何，還可待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深究。
作者：王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