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1）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曲青山

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

遵義會議會議室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兩次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會議。將遵義會議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一比較和對照，對於我們認真學習和回顧黨的歷史，準確認識和把握黨的歷史的重要節點，深刻總結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經驗，是大有裨益的。
歷史背景之比較
遵義會議是黨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分析和總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有關。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以其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王明的『左』傾錯誤使黨在白區的力量遭受嚴重損失。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使中央根據地和紅軍的工作也受到極大影響。其所導致的最直接、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出蘇區進行長征。長征途中，『左』傾主義者又驚慌失措，犯了軍事上的逃跑主義錯誤，處處被動挨打，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從長征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這引起廣大紅軍將士的強烈不滿，對中央的軍事領導也產生了懷疑。在全軍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中，醞釀着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許多人深感焦慮，認為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黨和紅軍就難以擺脫極為被動的困境。中國革命處在危急的關頭，黨和紅軍向何處去？歷史對此給予了呼喚，提出了要求。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後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廣大黨員和幹部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是，這一順應時勢的願望遇到嚴重阻礙，黨和國家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局面。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家建設百業待興，真理標準討論熱潮湧起。國內外大勢呼喚黨儘快就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
從兩次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看，承載重大歷史使命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的召開，不是隨心所欲的，不是隨時隨地發生的，它一定要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趨向和潮流，符合黨心、軍心和民心，這體現了歷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歷史條件之比較
有了開會的需求，會議能否召開並取得成功，必須具備開會的條件，有相關積極因素的聚合。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都具有許多獨特的歷史條件。
首先，這兩次會議都是黨獨立自主召開的會議。儘管召開遵義會議時，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些重大決策須向共產國際匯報，並得到批准和認可。但是，1934年8月，由於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台遭到敵人破壞，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繫。於是，一段時間裡在瑞金和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也就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繫。這給黨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創造了條件。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黨完全獨立自主召開的會議。
其次，這兩次會議都有個準備和醞釀過程。遵義會議召開前，黨中央已經連續召開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不同思想、觀點、意見已經開始交鋒。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黨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決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已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並經過充分討論達成共識。而且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全黨、全國已經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並取得成效，這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第三，這兩次會議都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兩次會議都發揚黨內民主，開展了積極的思想鬥爭，黨內民主得到發揚。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遵義會議上，王稼祥、張聞天等支持毛澤東，在會上形成了多數。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走一路講一路，發表了許多意見。這些意見很快取得一定共識。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黨內民主得到極大發揚，與會者暢所欲言，把會議開成了一個民主團結、生動活潑的會議。
第四，這兩次會議都出現了眾望所歸的黨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在遵義會議上，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歷史選擇了鄧小平。毛澤東和鄧小平之所以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軍事指揮和組織能力已經在領導秋收起義、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及在幾次反『圍剿』戰爭中得到充分展示。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再次復出後，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闊斧進行了全面整頓，取得明顯成效，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時勢造英雄，在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召開會議，必須有引領時代潮流、指引前進方向的領袖人物出現。如果缺乏這個條件，這種轉折也是不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