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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傳統文化網 四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晉武帝這一措施的後果：
楊駿執政才一年（290年3月―291年3月），就被惠帝野心勃勃的皇后賈南風利用宗室和群臣的憤怒，輕輕易易地殺掉了。隨後汝南王亮被請出來輔政，然而庸懦的汝南王亮又怎能壓得住陣？不過三個月，賈后又利用楚王瑋與汝南王亮的矛盾，使瑋殺亮，然後又設計殺瑋，把全部大權掌握到自己手中。由於任用了『儒雅有籌略，為眾望所依』而又『無逼上之嫌』的庶姓張華以及裴Q為宰相[75]，在此後數年中勉強維持了一個和平局面。但根本矛盾並未解決，強大的司馬氏宗室又豈能甘心聽『昏虐』的賈后擺布呢？恰好後來賈后殺了愍懷太子司馬y，於是以此為藉口，趙王倫便於公元300年起兵殺掉賈后，幽禁惠帝，篡奪了皇位。不幸趙王倫又『素庸下，無智策』，不足以控制大局，頭上又有一頂『篡奪』的帽子，所以不久即被齊王住⒊剎磐跤薄⒑蛹渫躪J推翻。這時鬥爭也從宮廷政變演化成大規模兵戎相見。隨後諸王又因為年紀輕、資歷淺、威望低或是惠帝的疏屬，彼此互不相讓而動兵，『八王之亂』便更加激烈地展開，形成所謂『骨肉相殘，四海鼎沸』的局面[76]。西晉王朝也就在這一次次的鬥爭、屠殺、破壞中，由盛而衰，每況愈下了。
從這一次次鬥爭中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楊駿―汝南王亮―賈后―趙王倫―齊王椎齲沒有一個是有威望、有才幹，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個時期內他們手裡掌握的卻是極度膨脹了的君權，這就不能不啟人以覬覦、爭奪之心。晉武帝死後『山陵未乾』[77]變亂即相繼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於此。【晉書・文六五傳】史臣曰：如果齊王攸不死，『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光輔嗣君，允厘邦政，……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王夫之甚至說：『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后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亂。』[78]這正是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歷史真相。
王仲犖先生說：八王之亂是由於『使諸王出專方面重鎮所致』，『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都督荊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揚二州，汝南王亮出鎮許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趙王倫、河間王J先後鎮關中，成都王穎鎮鄴。趙王倫擅政，用齊王漬蛐聿。……一切割據稱雄與舉兵向闕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79]
這個看法是有可以商榷之處的。
首先，如前所述，諸王出專方面重鎮本來對中央集權制度起的作用主要是鞏固而不是破壞，其所以會發生轉化，關鍵在於晉武帝死後出現了皇位繼承人及輔政大臣不得其人這一決定性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晉武帝早已任諸王以方面重鎮，而他在世時卻始終沒有發生過一起諸王叛亂的事件。
其次，誠然，『八王之亂』的爆發和軍隊是分不開的，但和軍隊分不開是否就意味諸王手中掌握大量軍隊就是『八王之亂』爆發的主要原因呢？這卻不然。如果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王先生所列舉的諸王，就會發現秦王柬並未參加混戰，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就死了。楚王瑋、淮南王允、汝南王亮、趙王倫之『亂』，都不在他們出專方面重鎮之時，而是在免去都督職務之後，調到京師任職之時。梁王肜附和趙王倫為亂的情況相同。只有河間王J、成都王穎、齊王追⒍戰爭時是都督。然而他們主要也不是靠手中兵多起事、取勝的（雖然不能說沒有關係）。我們試把晉武帝死後歷次政變和戰爭包括這三王發動戰爭的情況綜觀一下。
公元291年賈后殺楊駿：先指使殿中中郎孟觀、李肇啟惠帝，夜作詔，『誣駿謀反』。殺駿後，又『矯詔』囚禁楊太后。
公元291年賈后殺汝南王亮和楚王瑋：『（賈）後使惠帝作手詔』，賜北軍中候楚王瑋，命他帶兵免輔政大臣汝南王亮官。瑋因與亮有私怨，於是藉此『矯詔召三十六軍（駐在洛陽城內外保衛京城宮城的軍隊）』，殺亮。可是隨後賈后聽從張華之計，不承認惠帝曾賜瑋手詔，並當眾宣布『楚王矯詔』，於是『眾皆釋仗而走』，不但三十六軍散掉了，連楚王瑋北軍中候的兵也散掉了。『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
公元300年趙王倫殺賈后：『矯詔』命軍兵入宮。賈后看到來抓她的齊王資保驚曰：『卿何為來？』對曰：『有詔收後』。後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並求救於惠帝。可是白痴能有何作為，何況他也落入了趙王倫手中！賈后終於被『矯詔』賜死。
公元300年淮南王允攻趙王倫：本來手下兵不多，但他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於是歸之者甚眾』，並連連得勝。而後來失敗又是因為支持趙王倫的伏胤『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下車受詔，胤因殺之』。
公元301年齊王椎讓鷲醞趼祝核淙椎筆筆嵌級皆ブ葜罹事，但和趙王倫比，兵力甚弱，其力量主要來自宣布趙王倫『篡逆』（時倫已廢惠帝自立），爭得了人心。當新野公歆得到討倫檄文時『未知所從』。嬖人王綏說：『趙親而強，齊疏而弱，公宜從趙。』但參軍孫詢大言於眾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保親疏強弱之有！』『歆乃從住薄５畢文到達揚州時，刺史郗隆猶疑不決，部下皆說：『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隆仍觀望，不公布檄文，為憤怒的部下所殺。當齊王椎氖拐咧鄰時，盧志對成都王穎說：『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穎乃出兵討倫，『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眾二十餘萬』。
公元302年長沙王V又殺齊王祝浩鷚蚴嗆蛹渫躪J長史李含從洛陽逃出，詐稱受密詔，使J誅住ｏJ藉此『檄長沙王V使討住薄ＪV正在京師任職，得檄後立即馳入宮中，『奉天子』攻住着扇誦布V『矯詔』，V又稱住澳狽礎薄Ａ戰三日，掌握惠帝在手中的V得到勝利。
公元303年河間王J、成都王穎、東海王越殺長沙王V：討伐的藉口是V『專擅朝政，殺害忠良』。穎派陸機率軍二十餘萬由鄴指向洛陽。而V則讓惠帝下詔宣布他們是『奸逆』，並『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機軍大敗』。J又派張方率精兵七萬討V，V同樣『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V後又屢勝的原因是：『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只是由於東海王越暗中與殿中諸將勾結，夜裡捉住了V，控制了惠帝，『啟帝下詔免又官』，隨後才殺了V。[80]
以上史實說明什麼？
它說明『八王之亂』之所以爆發，其力量主要不是來自出專方面重鎮之諸王的軍隊（有的政變、戰爭且和諸王出專方面重鎮風馬牛不相及），而是來自反對篡逆、擁護皇權的旗號，或者來自「矯詔』。這正是『八王之亂』的一個突出特點。
如所周知，東漢末年進行過激烈的混戰。但那是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力量經過黃巾大起義的沉重打擊極大削弱情況下爆發的，除少數人外，一般不打什麼擁護皇權的旗號，也不『矯詔』，而是憑藉手中兵力赤裸裸地實行割據和爭奪地盤、財富與勞動力。『八王之亂』則不同。由於晉武帝二十六年的統治，形成了強大的皇權，雖然繼位皇帝和輔政大臣不得其人，但在一個時期內過去的影響仍是強烈的。趙王倫一『篡逆』，立即遭到全國反對，惠帝被請回覆位時，路上『百姓咸稱萬歲』[81]，都是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八王之亂』的各個發起人（包括開始發動政變時的趙王倫）都懂得，要爭奪就得爭奪中央大權，爭奪對全國的統治權，就得打着反對篡逆、擁護皇權的旗號，必要時就得『矯詔』。也就是說，必須藉助強大的皇權來達到個人目的。否則，單純依靠手中的兵力發動政變和戰爭，或不去爭奪中央大權，徑直保地自守，實行封建割據，公開與強大的皇權對抗，都將無異於以卵擊石，只會自取覆亡。
但這一策略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採用。如果晉武帝死後繼位皇帝和輔政大臣得人或基本得人，中央政局穩定，這一策略就很難採用，即使採用，也很難得逞。因為很快就會被揭穿。所以問題又回到晉武帝臨死時的安排上。即由於惠帝是白痴，是『土木偶人』[82]，輔政大臣又無能，它不但如前所述啟人以覬覦爭奪之心，而且另一面還給他們採用這種『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83]的策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賈后明白這一點，所以敢於『使惠帝作手詔』命楚王瑋殺汝南王亮，隨後又毫無顧忌地宣布對方『謀反』，自稱受『密詔』，甚至『奉天子』討伐對方，玩惠帝於股掌。就這樣，強大的皇權實際上變成挑起戰亂，破壞皇權的有力工具了。而這一切很顯然都根源於晉武帝臨死時的安排。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安排，不但『八王之亂』爆發不了，而且諸王或諸王兼都督必將繼續有力地鞏固着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西晉王朝。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要講一下：晉武帝時形成的強大皇權的影響並沒有持續很久。道理很簡單：惠帝太不爭氣。本來人們對惠帝期望甚高，支持他，擁護他，希望他成為一個穩定因素，結束混亂局面。誰知在一次又一次的醜惡鬥爭中，他不但不能結束混亂，反而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利用來發動戰爭。特別到了『八王之亂』的末期，一方面諸王之間的戰爭更加頻繁，破壞性更大[84]；另一方面由於中央政局混亂招致的全國統治危機也進一步發展[85]。在這種情況下，惠帝的號召力逐漸削弱了，晉武帝留給他的一個時期內的威望慢慢消逝了。到後來，他甚至被人看成是恢復和平的一塊絆腳石，希望趕快由一個英明的皇帝來代替了。這可以由以下之事得到證明。公元306年，惠帝食餅中毒而死。【晉書・惠帝紀】稱：『或雲司馬越之鴆。』沒有定論。事後也沒有任何人追究此事。另一面，【晉書・懷帝紀】載：初即位，『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群官論眾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嘆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兩相對照，就可看出傅宣的話，絕不僅代表他一個人，而是反映了統治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人對惠帝愚昧的不滿，迫切要求一個象晉武帝那樣的君主來挽救危機的心情。王夫之就惠帝中毒事評論說：『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弒之人者哉？惠帝之為司馬越鴆也，無疑。越弒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奸，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唯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為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為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弒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又說：惠帝死，懷帝立，『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為隱諱……』[86]。惠帝『昏而不虐』[87]，落到這樣一個下場當然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的製造者不是別人，就是晉武帝。但惠帝死去並不能解救危機，因為當時的局勢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已超越了任何英明君主、統治集團所能控制的範圍，不用說懷帝即位，即便晉武帝再生，也將無濟於事，西晉的覆亡已經指日可待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晉武帝不但斷送了他的兒子惠帝，而且也斷送了西晉的江山！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時，封建君主個人的作用是何等地巨大呵！
[1] 為行文簡便，本文的『八王之亂』一詞包括賈后亂政。
[2]【文選】卷四九史論類干令升【晉紀總論】。
[3]【三國志・魏書】卷二十注引【魏氏春秋】載曹咨鮮櫓言。
[4] 【三國志・魏書】卷一九【陳思王植傳】。
[5] 【三國志・魏書】卷二十注引袁子。
[6]【三國志・魏書】卷一九注引【魏氏春秋】。
[7]【三國志・魏書】卷二十注引袁子。
[8]【晉書】卷四六【劉頌傳】、卷四八【段灼傳】。
[9]【資治通鑑】卷七九泰始元年。
[10]【晉書・地理志】。
[11]【漢書・諸侯王表序】。
[12]【晉書・地理志】。
[13]【晉書・職官志】。
[14] 以上參見【晉書】之【地理志】及諸王本傳。王國的戶數是太康元年數字，諸王食戶是泰始年間數字，二者並不正相值，但諸王食戶只是王國戶數的一部分則是沒有問題的。
[15]【通典】卷三一、【宋書・百官志】、【初學記】卷二七引【晉故事】。
[16]【晉書】卷三七【高陽王睦傳】。
[17]【晉書・職官志】。【資治通鑑】卷七九繫於泰始元年。
[18] 考西晉王國官屬無『中郎』，而有『中尉』掌兵，根據段灼兩次上書強調王國『繕修兵馬』、『增益其兵』的精神看，『郎』字可能是『尉』字之誤。
[19] 以上參見【晉書・職官志】。
[20] 參見【晉書】之卷五四【陸雲傳】、卷三八【樂安王鑑傳】、卷九一【儒林・陳邵傳】、卷四六【劉頌傳】、卷九一【儒林・汜毓傳】、卷九四【隱逸・辛謐傳】、卷七十【甘卓傳】。還可參【太平御覽】卷二四八引【山公啟事】。
[21]【晉書】卷三九【荀勖傳】。
[22] 當然，諸王也養有私兵。【晉書・淮南王允傳】：為中護軍，『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討伐趙王倫。然據下文『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而且數量不多，加上中護軍帳下親兵才七百人，應該就是本傳所說的『密養』的『死士』，這是一小部分亡命徒，和晉王朝配備的王國正式軍隊不同。
[23]【晉書・職官志】。
[24]【晉書・王渾傳】：遷司徒，雖為文官，猶加兵。楚王瑋起事，渾『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這裡的『家兵』大概不是私人豢養的軍隊，而應和駿、亮情況一樣，是所加之兵。因為一個文官司徒在京師洛陽蓄私兵千餘人，君主專制制度是不允許的。
[25]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五【南齊書・百官志】『領軍將軍』條：『晉宋以來，將軍有二等，自驃騎至龍驤將軍，皆虛號，非持節出鎮，不得領兵。』
[26] 西晉一些虛號將軍常有『營兵』。如【晉書・羊祜傳】：為衛將軍，『給本營兵』。【王F傳】：拜輔國大將軍，『增兵五百為輔國營』。這些營兵可能是『加兵』的一種，是因為長官有軍號而得到軍號的。賜給無軍號之長官，大概就泛稱『加兵』了。
[27]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19-26頁。
[28]【三國志】卷五八【吳書・陸遜傳附陸抗傳】。
[29]【晉書・職官志】。
[30]【晉書】卷三八【齊王攸傳】。
[31]【晉書】卷五九【楚王瑋傳】。
[32]【晉書】卷四六【劉頌傳】。
[33]【晉書・職官志】。
[34] 因為這樣一來，都督還可以同時指揮王國的軍隊。【晉書・琅邪王拼】，本為東莞王，因任徐州都督，乃徙封琅邪王。平吳時指揮徐州諸軍，還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即其證。
[35] 兩次增封見【資治通鑑】卷八十咸寧三年，卷八一太康十年，又見【晉書】卷三【武帝紀】。
[36] 見【宋書・百官志】、【通典】卷三二。這是指正式建立，萌芽則可遠至東漢光武帝之時。
[37]【宋書・百官志】。
[38] 何茲全：【魏晉的中軍】，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39] 參見【晉書】之卷三四【杜預傳】、卷三五【陳騫傳】、卷四二【王渾傳】。
[40] 關於這一問題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罷州郡兵削弱了西晉統治。
[41] 參見【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42]【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五年伐吳，共派出六個都督（有的是監軍）、一個刺史，共二十餘萬人，則平均每個都督有三四萬人，其中主力監梁、益二州諸軍事王F率軍達七萬人，見【華陽國志・大同志】；入建業時『戎卒八萬』，見【資治通鑑】卷八一太康元年。
[43] 這是從惠帝末年開始的，見【通典】卷三二。【歷代職官表】卷五十說，自此之後，『蓋有不治軍之刺史，而無不治民之都督』。
[44]【通典】卷三二。
[45] 這本是驃騎將軍的參軍，然魏晉都督無不帶將軍號，將軍之參軍亦即都督屬官。
[46] 參見【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47]【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48]【宋書・百官志】、【晉書・職官志】。
[49] 對都督控制的制度始於曹魏，參見【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鄧艾傳】。
[50]【華陽國志】卷十一【何攀傳】作『F及綱紀疑輒召萬兵，欲先上須報』，文義更勝。
[51]【晉書】卷三【武帝紀】作『都督江北諸軍事』。吳廷燮【晉方鎮年表】以為『江北』當作『沔北』。是也。江北都督已於泰始、咸寧間罷去，見【晉書・羊祜傳】。
[52]【晉書】卷四二【王F傳】。
[53]【晉書】卷三八【扶風王駿傳】、【資治通鑑】卷八一太康七年。又東北邊境都督也立有大功，見【晉書】卷三六之【衛傳】、【張華傳】。
[54]【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凌傳】。
[55]【三國志】卷二八【魏書・丘儉傳】。
[56]【三國志】卷二八【魏書・諸葛誕傳】。
[57]【三國志】卷二八【魏書】之【鄧艾傳】、【鍾會傳】。
[58]【晉書】卷四二【王渾傳】。
[59] 當然，明清的總督、巡撫後來兼掌軍、民大權，與西晉初都督不同，但就封建王朝對他們又賦予大權，又權力予以限制的精神言，則是一脈相承的。
[60]【晉書】卷四七【傅咸傳】。
[61] 參見【晉書】卷三一之【武元楊皇后傳】、【胡貴嬪傳】，卷三三之【何曾傳】、【何劭傳】、【石崇傳】，卷四二之【王濟傳】。又可參【世說新語】卷下『汰侈』門。
[62]【世說新語・方正】注引干寶【晉紀】載和嶠語為：『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意更明。
[63]【晉書】卷四十【楊珧傳】。
[64]【晉書】卷三八【齊王攸傳】。
[65]【晉書】、【通鑑】皆言齊王攸就國是荀勖、馮、楊珧所構，其實是他們迎合了晉武帝心意而提出的，上引『諸醫希旨，皆言無疾』，以及齊王攸死後晉武帝表面『哭之慟』，而馮一說齊王攸壞話，他立即『收淚而止』，可證。
[66] 根據【世說新語・規箴】注引【晉陽秋】：晉武帝考太子，是緊接在衛進諫之後，其護短之意甚明。所以【世說】稱他『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
[67]【世說新語・方正】注引【晉陽秋】稱荀沒有參預這件事，似是。因當時已是太尉，地位甚高，又『行太子太傅』，常與太子見面，恐怕沒有必要找他。【晉書・荀傳】、【通鑑】均從【晉陽秋】。
[68]【晉書・荀勖傳】稱：『時帝素知太子弱，恐後亂國，遣勖及和嶠往觀之』，似乎要他們如實反映情況，供自己參考。這和晉武帝一貫言行不合，今不取。
[69]【晉書】卷五三【愍懷太子y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賈后殺死時二十三歲，則太康十年（公元290年）晉武帝死前已十二、三歲，惡行不會不有所反映。
[70] 此從【晉書】卷四十【楊駿傳】。【武帝紀】稱僅以汝南王亮一人輔政。但從晉武帝信任楊後，長期以來重用後黨的行徑看，【楊駿傳】較合理，【通鑑】亦從【楊駿傳】。
[71]【晉書】卷五九【汝南王亮傳】。
[72]【晉書】卷三【武帝紀】太熙元年：『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浚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典禁兵。』
[73]【晉書】卷四十【楊濟傳】。
[74]【晉書】卷四十【楊濟傳】。
[75]【資治通鑑】卷八二元康元年。又參【晉書】卷三六【張華傳】。
[76]【晉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
[77] 干寶語，見前引【晉紀總論】。
[78]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一。
[79]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16-217頁。
[80] 以上由賈后殺楊駿事至此均見【資治通鑑】。
[81]【晉書】卷五九【趙王倫傳】。
[82]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二。
[83]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二。
[84] 參見【晉書】卷四【惠帝紀】永興元年。
[85]參見【資治通鑑】卷八五、卷八六。
[86]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二。
[87]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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