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學術中國 『舊新社會史[OLD NEW SSOCIAL HISTORY]』與『新舊社會史[New Old Social History]』：因之，一位傑出的社會史家（查爾斯・梯利）把他的史學模式與另一位傑出的社會史家（勞倫斯・斯通）的區別開來。回顧這一流派的歷史，人們也許會受騙，加上某些額外的『舊的[old’s]』和『新的[new’s]』字眼，以便適應那自從詹姆斯・哈維・魯賓遜宣告『新史學』來臨以來出現的幾種類型。
即使在1912年，當魯賓遜發表那份宣言的時候，『新史學』也是一點不新的。舊史學的堡壘，【美國歷史評論】，在1898年刊行了一篇題為『新史學諸特徵[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的評論，讚揚為卡爾・蘭普勒希特所踐行的『新』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其本身也不是那麼新的，雅各布・布克哈特論文藝復興的經典著作幾乎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經問世了。蘭普勒希特的新史學並不全然是布克哈特式的；魯賓遜的也並不是蘭普勒希特式的。但是，它們彼此，且與新史學的後續版本有着許多共同點，因為它們全都拋棄了舊史學的基本前提：歷史的正當主題本質上是政治的，歷史著述的天然模式根本上是敘述的。蘭普勒希特的『源始』模式，強調了原因而不是敘述，預兆了今日備受寵愛的『分析』模式[analytic mehod]。『普通人』的歷史學，將省卻掉歷次戰爭和歷朝『微不足道的細節』，而利用『人類學家們、經濟學家們、心理學家們和社會學家們』的研究結果，魯賓遜的這一主張至今仍是新史學的議程。
英國有着它自己的奠基人，J・R・格林在他的【英國人民史】(1877―80)中，聲言要把『英國人民』而不是『英國諸國王或英國的歷次征服』作為歷史的主題，而且比起西班牙無敵艦隊來，更為關注伊麗莎白女王的濟貧法，較之詹姆士二世黨人的主張，對衛斯理宗要更有些興趣。此後不到半個世紀，威爾斯以【世界史綱】的形式，宣布了一種非維多利亞式的且不虔敬的新史學版本，在此版本中，一個像拿破崙那樣的『世界歷史的』形象被發現是昂首闊步於歷史之巔，活像『一隻糞堆上的小公雞』。堅決地使歷史民主化，且又揭穿它的真相（『祛魅』,馬克思主義者將會說的），威爾斯把他的歷史描繪為一切國家、所有階級、『整個人類所共有着的冒險』。他樂於公告道，他的書不僅僅是關於普通人的，它是專為普通人的，普通讀者的――作為證據，他引證道，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它售出了超過200萬本。儘管絕大多數職業歷史學家對威爾斯不屑一顧，正如他蔑視他們一樣，但是他們不能無視他的著作或其論點。卡爾・貝克爾（他本人常常自稱是一位新史學家）在【美國歷史評論】上評述【世界史綱】時，坦言威爾斯的『新史學』就其體會而言是太新了，太執着於依據現在標準來判斷過去――確切地說，按照威爾斯對未來的看法，當『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世界聯邦[Federal World State]』來臨之際，未來將被引領入一個真正民主的且普遍的時代。如果那一預言現在看起來是離奇有趣的，那麼威爾斯的其他一些幻想已經實現了。在1900年，他提出了一份人類史學『計劃書』，它將考慮到所有的社會變遷力量：生物的、人口的、地理的、經濟的。後來，在其自傳中，威爾斯說到，如果他是一個億萬富豪，他將設立『分析歷史學教席[Professorships of Analytic History]』，以資助新型的歷史學家們――『人類生態學家們[human ecologists]』。
正如已發生的，法國已經開始出現了新的一代。【經濟社會史年鑑】創刊於1929年，針鋒相對於支配着學術機構的政治和外交史家們――巴黎大學的神學家們，正如他們被蔑稱的那樣。當【年鑑】從斯特拉斯堡遷址巴黎的時候，那一綽號消去了些鋒芒，在巴黎，它的編輯之一（馬克・布洛赫）加入到巴黎大學教員行列，而另一位編輯（呂西安・費弗爾）則進入了法蘭西學院。隨着高等實踐研究院第六部之爭後的逐步立足，年鑑作家們獲得了一個有力的機構基礎，在費爾南多・布羅代爾主編之下，雜誌成了法國，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刊物。它業已被證明是非常革新的。徹底超出了更為傳統的經濟與社會史形態，現在它從人類學、社會學、人口統計學、地理學、心理學、甚至符號學和語言學那裡，得到了它的主題和它的方法。
當美國人已經發明了他們自己的新史學模式――計量經濟學和計量史學的，黑人和族裔的，女權主義者和性別的，精神分析的和民粹主義者――的時候，他們也受到他們海外同行的許多影響。也許可以發現到，一個規模龐大的歷史學家代表團，每年或者是每個休假年都要去巴黎朝聖，以便從主人那裡得到指示。其他人去英國尋求啟示，特別是到馬克思主義者那裡，後者的工作已經被用來強化激進史學的本土傳統（以魯濱遜的學生和同事查爾斯・A・比爾德為代表）。因而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成了美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範式；埃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各類『原始叛逆者[primitive rebels]』的概念被當作城區黑幫的原型；佩里・安德森的『阿爾都塞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論討論的起點。
如果新史學，正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並非如它的某些年青狂熱者們可能認為的那樣是新的，那它也亦非如它的批評家們假定的那樣是舊史學。舊史學、傳統史學，吸收並使其自身與新史學相適應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確實，即使在新史學出現之前，舊史學也從未像常規所認為的那樣是同質的或過分簡單化的。德國史學成功地既為布克哈特也為蘭克，既為文化史也為政治的和『科學的』歷史，留出了地方。英國的輝格史學，自伯克和麥考萊以來，涉入諸多範圍和形式，包括一些值得注意的非輝格類型。他們的法國同道，甚至有着年鑑作家們都欽佩的一種精神上的寬宏和自由。新史學家們的抱怨之一是巴黎大學的神學家們拋棄了基佐、梯葉里和米什萊的宏大傳統。偉大的美國經典也不只是政治編年史的。班克羅夫特的史學不僅是傑克遜民主政治的一曲讚歌；它也反映了他對德國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偏愛。帕克曼的『美國森林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orest]，當他如是命名他的這部關於大西部[Great West]的著作的時候，是與任何新史學家的著作一樣，植根於人類學、地理學和生態學的；荒野，如同地中海是布羅代爾的英雄一樣，無疑也是他的英雄。
因而，新史學比人們也許認為的要舊些，舊史學也並不是那麼舊的。但是所謂的無可否認的新，是新史學的勝利。在歷史學界，總體上，新史學現在是新的正統。這並不是說舊史學不再被書寫了。政治的、憲政的、外交的、軍事的和思想的歷史繼續被某些傑出的資深歷史學家們，甚至是某些銳意進取的年青歷史學家們書寫着。（儘管更常見地，是舊史學根據新的傳統而被重新書寫。從而，政治史被定量化、社會學化，思想史――觀念研究――被轉變為心態[mentalité]史――大眾信仰與態度的研究。）然而舊史學，如果不是完全被取代了，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是被移置了。昔日處於這一行中心的，而今身在邊緣。過去所用來定義歷史學的，今日則是歷史學的一個註腳。
本着共同掌權的精神，一些歷史學家（舊的與新的同樣）爭論道，全部這些都是有着微不足道的結論，只要是一種容忍的心態占着上風，只要每個歷史學家能『做他自己的事』――或者，正如老話說的，『走他自己的路去天堂』。其他人，對這個問題採取了一種更為憤世嫉俗的態度，貶低新史學至今仍是另類的學術時尚，一旦新鮮感褪去，或者某些更為冒險的新人通過反叛他們的前輩來彰顯他們自己的權威的時候，它就會消失殆盡（在學界，這被稱作修正主義）。事實上，這股特殊的時尚已經倖存了好幾代，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已經變得更不易改了。到如今，有了不知曉其他種類的史學且不能進行別種史學研究的歷史學家――嚴肅的，名聲顯赫的，老資格的歷史學家們。對他們而言，新史學已經失去了它那與眾不同的特點。他們承認對那一流派本身沒有什麼合法的批判，至多是對歷史學本身。例如，對於論辯計量史有一種抬高方法於實質之上，允許用統計學來界定本學科的趨勢，他們答覆道，這與憲政史沒有什麼不同，後者是把它的主題從所有的可資利用的文獻中抽了出來。社會史被指斥為是很容易就不當地牽扯到日常生活的瑣事，對此，他們通過指出構成諸多政治史的仍然是那單調乏味的密謀作了回應。這一點，我們被告知，並非新史學或舊史學，而是好的歷史學或壞的。
對此問題，這是一個誘人的解決方案。誰能拒絕對好的歷史的訴求？誰能否認在舊史學中有許多壞的歷史，而在新史學中有許多好的呢？誰會那麼粗野，以致重挑起昔日的爭端，並抵制着和睦相處的召喚呢？的確，誰呢，也許除了一位明智的歷史學家，他發現那些觀念不是那麼容易調和一致的，那些重要的問題依然處於未被解決的危急關頭，兩種史學模式反映了與不同歷史概念等價的主題與方法上的差異，而且新史學有着重要的內涵，不僅對於史學史，也同樣對於觀念史。
本書諸章論述新史學和舊史學的種種模式、方法或觀點。它們證明了一種看起來似乎與『新史學』和『舊史學』的單一性相矛盾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甚至也許看起來蔑視着標記『新』和『舊』。然而由於所有的多樣性和限制條件都包含於它們之中，各種類別有着無可否認的現實性。它表現於普通用法中。『新史學』已經成為公認的縮略語，用於也許彼此間並不一致，但各自地且共同地都代表着對傳統史學的一種挑戰的史學模式。
僅僅因為新史學在今日學界中的支配地位（『霸權』，新史學家們將會說的），這一挑戰就是嚴重的了。確實，處於支配地位這一事實，對本書論證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出如下觀點：這一爭端不在於新史學本身，毋寧說是它已經擔當的那一決定性的角色，以及為了自己的利益所提出的高傲的主張。沒有任何人能――肯定我不能――理直氣壯地反對研究從1557年到1572年間巴黎民眾的不安；或者從1887年到1895年間古巴的流浪漢、乞丐與盜匪；或者從1648年到1870年間中歐製造業中婦女的工作；或者18世紀哈布斯堡君主國中的身高和營養。但是正如近來發生的，當這些構成了並非【社會史雜誌】而是【美國歷史評論】的全部內容（書評除外）的時候，並且當【評論】的編輯和編委會在這類文章中――的確，沒有把它們認作從屬於某個與眾不同的派別――沒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東西的時候，人們也許會發現到反思並關注的理由。
社會史，新史學的這一類別，是本書起始章節的主題。『撇開政治的歷史』是幾乎半個世紀前，G・M・屈威廉描述社會史的方式。這一用語現在是被輕率地使用着，但是它特徵化了一種史學模式：不是忽視了政治，就是把它放逐到『副現象』領域，或者認為只有當它已經被轉化為社會科學或政治科學的時候，它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主題。當那麼一種史學自稱是『總體』史，乃至歷史學的處於支配地位的和高級的形式的時候，箇中內涵就是極為重要的了――不僅僅對於史學著述，而且對於歷史學家的既是政治之主題又是史學之主題的政治的和人的概念。
論『新史學』的這章聚焦於計量史學和心理史學，每一種都呈現出它自己的那種決定論和方法論問題。『兩個民族或五個階級』描述了在社會學史學中的一次操練，並且把這類史學的抽象性和樣式，與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人的『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相比較。『小組 [The 「group」]』論述的是頗具影響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它的共產黨淵源，它的意識形態承諾與修正主義策略，它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及新史學的關係。
接下來諸章中的兩篇文章分析了新史學特有的著作和主題。第一，討論社會史，仔細考量了那一流派的兩位奠基人的觀點，並且反思它的當前狀況。第二，展現兩位第一流的英國思想家的心理史學詮釋，他們起着該種方法本身的個案研究的作用。第三，比較近來研究法國和英國的歷史著作，判斷新史學假定的受害者之一，敘述史學，也許依然沒有像有時被宣稱的那樣不復存在了。
新史學的對照物，普遍被認為是『輝格史學』，後者顯然在主題上是政治的，而在形式上是敘述的。『現在誰讀麥考萊？』指出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所有政治派系的歷史學家，托利黨徒[Tories]、激進派[Radicals]，和輝格黨徒[Whigs]，共有着如下觀點：人的歷史首要的是他的政治遺產的故事，特別地，英國史是『自由主義譜系』的故事。『歷史與進步觀念』追溯了一個常常與輝格史學相關聯，但實際上是一長串思想家們的特性的觀念，這些思想家們在什麼構成進步上意見不一，但都贊成某些進步概念通過把過去和現在、未來納入到一個連續統中以賦予歷史意義是必須的。『歷史言之有理麼？』暗示着對傳統史學的挑戰不僅僅來自新史學：保守主義哲學家米歇爾・奧克肖特在這一點上是比尼采要更加激進的，而尼采比奧克肖特要更加輝格主義的；因為尼采的歷史女神通過向我們現在所關切的言說懂得了過去，反之奧克肖特的則是一位因過去本身是死的而不能『言之有理』的被深深眷愛着的女主人。
……
1987
作者：[美]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
譯者：余偉
（[美]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新舊歷史學】，余偉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4月，36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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