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漢武時代官僚群體之抑制心態

  來源: 學說連線

  內容摘要   在漢武時代官僚群體積極開拓進取的精神狀態背後，其實還存在着一種抑制心態。它由專制主義的強化和漢武帝本人的卡里斯馬品質所生成，並對漢武時代乃至整個西漢後期政治產生很大的消解作用。而且，這種心態逐漸固化為一種『范型人格』，在古代中國長期延續，影響至今。
所謂心態，即一個社會在特定時代中所具有的共同的『群體無意識』的顯現。換言之，就是個體或群體在特定時代所展現的共同的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對於群體心態而言，尤其強調它是由一定的集體共同經歷而構成的特性。漢武帝時代，往往被視為古代中國的盛世，開放、進取也就成為那個時期公認的社會心態。然而，在這種精神狀態的背後，尚另有一種傾向於保守、調和、妥協、反對個人的獨立意志、注重順從誠敬的意識。這可以說是一種抑制心態，隨着歷史的發展，其在文化心理上逐漸積澱為一種惰性，並占據了傳統社會主流心態的地位。而漢武時代誠為其濫觴時期。

一

在皇權社會，官僚階層行政能力的充分施展，勢必會制約皇權的膨脹，對專制權力起到部分的消解作用。在漢初開放進取的積極心態下，面對官僚群體勢力的抬升，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絕難忍受，因此，對官僚群體竭力加以控制，使其才能只能在皇權的監控下有限的展現成為必然。元封五年『求茂才異等』詔曰：『夫泛駕之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①]』意即對那些才俊之士，必須善於駕御，揚其長，避其短，對『其有恃功稍驕蹇者，則又挫折而用之』[②]。這說明，漢武帝對待其官僚群體問題的策略是在儘量小的影響官僚群體能力發揮的範圍內最大加強皇權權威，逐步完善高度中央集權式專制主義的國家制度。這個制度自從秦始皇初創始，其最大特點就充分顯示出來：即國家權力的不可分割性(權力集中於專制君主一人)和不可轉移性(皇權在本家族內世襲)，獨裁和世襲構成專制主義的主要特徵及實質，對此提出異議的任何思想和行為必然受到專制權力的最嚴酷的打擊。專制主義的這種暴戾特性正好應合了漢武帝極度膨脹的自私自利心理，所以在助長官僚群體(必削弱皇權)和壓制官僚群體(必削弱統治)的兩難路徑上，他選擇了高強度的專制，甚至表現出對專制的渴求，這是漢武帝創製制度、完善專制統治的最初始的心理動因。內朝、刺史制度以及大量以尊崇皇權為中心的法律制度的設立，都是貫穿着君尊臣抑的原則，使專制制度更加完善。
更有甚者，武帝把此原則發展到極致，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對官僚群體進行人格的黜辱，使其時刻處於卑下的陰影中，需仰視才見，不敢對皇權產生覬覦之想。正如馬克思所說：『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③]衛青貴為大將軍，『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④]，以示困辱之意，高級官吏尚且如此，而那些次流官吏，如文史星曆則『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養，倡優畜之』[⑤]。凡身在漢武帝治下者，不僅在精神上受到辱視，生命也大有朝不保夕之慮，『群臣雖素受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⑥]，至武帝晚年，『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⑦]。在武帝看來，『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⑧]!完全把官吏看作了為其無限效忠的工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官僚群體不得不對專制皇權噤若寒蟬。汲黯『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不但受到張湯、公孫弘的排擠，即使武帝『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⑨]。董仲舒為一代學宗，因解說災異得忤，幾近誅身，『竟不敢復言災異』[⑩]；東方朔恢笑不已，深得武帝喜愛，但其直言切諫時，也不得不『時觀察顏色』[11]。儘管官僚群體對專制皇權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其下場也足以令人寒心。公孫弘為相時，『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12]，然而，『自(李)蔡至(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公孫)賀、(劉)屈郵被狄暈馬廄車庫奴婢室矣』[13]。丞相地位日黜，以至公孫賀拜相時『不受印綬，頓首涕泣』，長跪『不肯起，上(武帝)乃起去，(公孫)賀不得已拜』，嘆曰：『從是殆矣』[14]，後果然族家。漢武12相，唯田蟲分、公孫弘、石慶，田千秋得卒官，余則不是被免職，便是遭殺身之禍。漢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在漢武時代再也找尋不到昔日禮遇。丞相的遭遇即見官僚群體命運之一斑，其他則更有怵目驚心之處。漢武時代重要將領30人[15]，得善終者僅衛青、霍去病、韓安國、蘇建、李息、張次公、趙食其、路博德8人，其中韓安國鬱鬱而終，衛青晚年朝不保夕，蘇、李、張、趙、路皆曾受貶，唯蘇建、李息、路博德再行起用，然官位不彰；竟只有韓千秋捐軀疆場，余則皆遭屠戮[16]。【史】、【漢】載酷吏11人[17]，僅杜周、趙禹、尹齊善終，余則皆自殺或誅身；而杜、趙尚遭貶黜。漢武周圍侍問人員11人[18]，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不知所終，唯司馬相如善終，余則終軍死於南越，司馬遷受刑，其他皆誅。唯儒士極力奉應專制皇權，得以顯貴，除趙綰、王臧死於不得已外，見於史冊者，並無悲慘見錄。這大概與他們多為官地方，不居朝，遠離專制權力的中心有關[19]。

二

漢武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加強了專制趨向，引起了社會生活的重大變化。對於漢武官僚群體而言，他們要求自由無礙追求理想目標的動機就受到專制主義的阻礙，從而遭遇一種『挫折』情境，在心理上形成一種緊張、不安、焦慮的狀態和情緒反應，即產生心理危機。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所有的人都是具有一些創造性的，因為所有的人都要求追求他的歸屬，而造成他們自己的世界』[20]，這就是說，人生於世，必須經歷一系列『自我認同』，實現自我價值的定位，無論是適應社會，被社會所塑造，還是反叛社會，企圖改變社會。正是如此，堅持自己自然本心還是接納專制主義，漢武官僚群體處於兩難境地，從而表現為一種雙趨式的動機衝突[21]。在專制主義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壓控制，可以說，只有專制皇權即皇帝一人的『利』，單個個人『利』的追求必須要附麗於專制皇權，即使有開拓進取之心，也是為專制皇權添光增彩，自己則博取個功名。因此，在漢武官僚群體『榮華道路，立名當世』[22]的處世理念下，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趨附於專制皇權。因為，只有它，才能滿足他們的嗜利趨富的自然本心，才能實現其人生價值。在他們看來，高度的權威是友善的、幫助性的；而事實上恰恰相反，專制權力的專橫、暴虐壓抑了人們的自然意識，剝奪了人們自由思想和行動的權力，其殘酷性和操縱性為漢武官僚群體始料不及。從此，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必須受無理強加的專制權力的絕對支配，而對此的抗爭的則意味着無情的鎮壓，因為專制權力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作後盾，在其組織上又具有合法性，對於專制權力的挑戰必然是現存統治秩序的挑戰。這在漢武官僚群體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使其自然本心的流露不再淋漓酣暢，並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其自然本心對社會政治的塑造。在日益強化的中央集權式的專制主義面前，受積極心態影響的漢武官僚群體所具有的積極進取、永不滿足和孜孜以求變革的精神風貌固然正是應付『挫折』情境的良好態度，事實上，在『挫折』出現後，他們也立即作出應激反應，產生一系列的緊急心理防衛機制，但這些心理反應一定程度上促使漢武官僚群體人格加快異化，使之更加認同於專制權力，並呈現出一種趨慕心理，醇謹、奉迎之臣成為漢武官僚群體的一個突出現象。自然本心與附麗於專制權力的利益這一對雙趨動機無法同時獲取，他們最終認同了權威，屈服和尊從於專制權力。
而換一個角度看，在專制主義的統治下，踞於權力頂峰的漢武帝，其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多疑和多變的性格，漢武官僚群體要想既能輔佐武帝建樹卓越，同時又能避免殺身之禍，就要善於揣摸武帝的心理。一邊是操有生死予奪之權、至高至尊的君主，一邊是無生命財產保障、在苟且偷生下求富求貴的臣下，兩者間微妙的關係就在於武帝既要利用其官僚群體又不信任他們，漢武官僚群體既要依靠武帝又畏恐他。在此種情形下，漢武官僚群體所面臨的是兩種可能不同的命運經歷，一種是順達，獲取高官厚爵，得以善終；另一種則是相反，一生失意，甚至貶黜或及刑。這樣，在對順達的企求和對惡運的躲避上，他們同樣也陷入困境，再度引發心理上的衝突，這就意味着漢武官僚群體選擇專制主義在動機衝突上存在一種趨避式衝突[23]，而選擇的結果則可能對漢武官僚群體隨後的心態產生巨大影響。良好的效應鼓勵和樹立其信心，漢武官僚群體的文韜武略，功成於世即為千古傳誦[24]，這一點也曾被漢武帝利用；而負面的效應則使其心懷忐忑，謹小慎微。在高度專制條件下，其負面效應當然是主要的，這就相當嚴重地加重了漢武官僚群體的屈從心態。不僅如此，漢武官僚群體在遭遇『挫折』情境後，其心理防衛機制主要是壓抑機制，即漢武官僚群體的自然心態既然受到專制主義的抑制，若仍任自然本心發展，必然會產生更深的挫折和焦慮，他們為了避免再度的痛苦經歷，一方面要防止引起挫折的思想、行為發生；另一方面也需要把經歷過的挫折和焦慮加以壓抑，以驅除出個人記憶和意識之外。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遺忘』，使在很多情況下，漢武官僚群體不能獲得清晰具體的自我感覺，從而成為喪失了主見、趨附於權勢的庸碌者。
這種君臣之間的極不平等的關係，迫使臣下向君主阿諛、奉承，從而形成時時小心、處處提防、力避嫌疑、明哲保身、攀龍附鳳的行為特徵，也是應有之意。這種狀況的日益發展，嚴重扭曲了漢武官僚群體的心理，人格逐漸發生異化。獨立人格喪失，而代之的是依附性人格的形成。專制主義的發展，使其對官僚產生一種規定性的需求，即要求官僚及其後備軍越來越趨向於對他們的政治行為作出一種可預期的標準，將其思想行為固定在可控制模式之中，從而形成依附性人格。從事理上說，官僚群體應具備經邦濟國、經世濟用的素質，必須有利於民生，有利於社。但實際上，專制皇權需要的卻是唯唯諾諾的順民、良民、唯君主之命是從的奴僕，不要能獨立思考、有創造性的人才。在武帝強力控制下，官僚群體固然仍有施展才華的機會，但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專制權力對官僚要求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這一切說明漢武官僚群體的心態在外力的強壓下發生扭轉，自然天性的流露受到阻礙，表現為一種抑制心態，這種心態越來越偏離本我，成為漢武官僚群體的主流心態。

三

專制主義對漢武官僚群體抑制心態的生成，其作用主要是來自外部，而漢武帝本身所具有的『卡里斯馬』品質則從人心理內部施加壓力，使官僚群體無法抵禦他的個人魅力，身不由己地處於抑制狀態。『卡里斯馬』一詞最早出現在【新約・可林多後書】中，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賦予的天賦。馬克斯・韋伯引伸、擴大了該詞的涵義，用它來指具有神聖感召力的權威人物的非凡品格，如巫師、先知、劫獵頭領、戰爭酋長、所謂的『專制』暴君等的超凡本領或神授能力。根據韋伯的經典說法，權威的合法性有三種類型：傳統型、法理型和個人魅力型。漢武帝儘管存在傳統型的世襲合法性基礎，但他的權威不僅僅來源於此，更多的是來自他的個人魅力，即卡里斯馬品質。卡里斯馬權威的特點是『運用統治，並不遵照普遍的準則，即不遵照傳統的準則，也不遵照理性的準則，而是――原則上――憑藉具體的啟示與靈感，因此，統治是「非理性的」。在不受任何現存的東西約束這個意義上講，統治是「革命的」』[25]。從漢武帝的非凡品質特徵上看，他聲稱『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正體現了這種特點。在韋伯看來，卡里斯馬權威往往孕育在歷史大變動時期，漢武帝所在時代也恰恰給了他這個機遇。而董仲舒構建、傳布『天人感應』思想，鼓吹天命論，以皇帝為上天在人間的代表，又從理論上系統地論證的皇帝(『天子』)的非凡品性。他認為『天者，百神之君也』[26]；『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27]；『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28]；從而在漢武官僚群體中塑造了天意伸張者和神的形象，從理論上賦予了漢武帝卡里斯馬資格。卡里斯馬權威這種統治類型是由被統治者憑着對特定的個人(如皇帝)的非凡品質的信任而服從其統治的，其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超越常人品質因而受到推崇的東西(最初作為超自然的東西被推崇)的信仰與獻身上面，也就是建立在神秘信仰、啟示信仰和英雄信仰上，這些信仰之源是由奇蹟、勝利和其它成就，由被統治者的康樂考驗出來的卡里斯馬品質』[29]。在由武帝領導而西漢國力蒸蒸日上的背景下，漢武官僚群體跳不出漢武帝超凡魅力的光環，他們對其的敬畏和崇拜成了無意識的行動，身不由己地拜倒在高高的皇闕之下，因而從內在的心理機制上完成了抑制心態的形成過程。而且，也正是卡里斯馬權威的作用，客觀上助長了專制主義的發展，使專制主義在人們心理上獲得了合法性，人們對專制的認同程度更高，對專制統治的權威更加深信不疑。
正是如此，雖然漢武時代專制傾向日益加強，但並未受到其時官僚群體廣泛、強烈的抵制和反抗，卻反而表現出認同甚至趨慕的態度，縱覽【史】、【漢】，漢武之世，在職官吏絕少特立獨行之人，而醇謹、阿主之臣大進。從衛綰、石奮家族、公孫弘到霍光、金日石單、田千秋，無一不是以醇謹敦厚得寵。附從武帝者貴寵，忤怒武帝者黜罰，這一點不但是鞏固皇權的需要，也是武帝自負性格的心理需要。他是皇權的最高代表，是社會利益的終級分配者，官僚群體欲得顯勢，必然要與武帝亦即專制皇權深相交納。於是對專制權力的認同、趨慕存在極深刻的必然性，並成為漢武官僚群體的主流意識。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武帝好儒術，重刑罰，他便『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30]。對於此，轅固生警告他：『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31]，可謂是明眼人。張湯也是依漢武之意，『決大獄，欲傅古義』，『奏讞疑，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契令，揚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32]。杜周為治大抵效仿張湯，而其論『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33]，則更為突出專制君主的地位，阿上之意畢顯。主父偃本師縱橫，趨合世風，也是『晚乃學【易】、【春秋】』，其上書『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34]，均為武帝所樂聞，投合武帝心理，真是正中下懷。既使是炙手可熱的大將軍衛青，也不得不『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35]。此外倪寬、鄭當時、江充等更不待言[36]。至於尋常臣吏『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37]者，當不在少數。而那些與武帝意願不相一致者，則理所當然地受到冷遇，卜式就是因為反對鹽鐵政策而被貶職的，而顏異因不配合經濟管制竟遭誅身。史載『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臣多諂諛取容矣!』[38]。阿主之意竟成風氣。
漢武官僚群體抑制心態的生成，在中國古代具有典型意義，從此，抑制心態越來越成為古代社會歷朝歷代官僚群體的主流心態，其強勢隨專制主義的不斷升級而加強，其對專制主義的認同感也隨之升溫，最終使官僚群體完全被訓練成為專制主義的爪牙和幫凶。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漢武官僚群體的抑制心態自有其獨到意義。

四

事實上，一俟漢武官僚群體的社會心態形成，也就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群體規範，因為人有這麼一種心理機制，即人們在共同的生活中，對於外界事物的經驗具有一種將經驗格式化、規範化的自然傾向。抑制心態正是如此，它作為已規範化的經驗積澱在心理結構深處，在遇到相同條件時會儘快作出反應。這就是說，抑制心態的群體規範在漢武官僚群體的共同活動中一經形成，便具有一種公認的社會力量，通過不斷內化為其心理尺度，在官僚群體中的某個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發揮出積極作用。而其作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還會對群體成員產生一種心理上難以違抗的壓力，迫使他們按照群體的存在方式調節自己的行為。因此，群體規範其實是賦予個體行為和外界事物以一定的意義，使之明白做與非做要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並使這個價值標準真正為個體所採納和接受，內化為自覺行動的內部觀念。這時，個體社會化進程便實現了一個質的飛躍，而彼價值標準也就成為其存在群體的『集體無意識』的源泉。這就是抑制心態產生和傳衍的社會心理機制。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講，動機衝突解決之後的結果，『作為既定的歷史事實必然形成獨立的生命，不僅給當事者本人，也給無數的後人留下精神之內和之外的影響』[39]，因此，抑制心態一旦形成，便嵌入民族性格中，成為持續影響歷史進程的力量。在社會結構相對恆定不變的社會更是如此。在同一社會和同一文化環境下，長期生活於其中的群體必然會形成一種『同一的心理結構』，進而形成『范型人格[40]，抑制心態便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同一心理結構』和『范型人格』。而恰恰是這種『范型人格』，客觀上對專制主義的固化起了心理維繫作用，促成了其在中國古代社會的長期延續，它影響中國社會2000餘年，至今仍可感受到它的餘烈。
綜上所述，漢武官僚群體的抑制心態與專制威權有着緊密的關係。它是特定社會政治環境的產物，是專制君主通過政治力量對人性施加規範影響以獲得政治預期的結果。因此，漢武官僚群體社會心態的實質是對政治的態度和行為。漢武官僚群體抑制心態的內在心理結構一旦形成，就必然通過一定的社會態度、社會意向和情感表現出來，它與行為有內在聯繫，對行為具有動機功能和驅動作用。從另一角度講，漢武官僚群體也一定存在着多層次的需要[41]，在自然本心的支配下，他們的安全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實現需要等與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需要層次更為突出和迫切。需要是動機的前提，它與漢武官僚群體的社會態度共同引起他們行為的社會動機，使其產生一種內在動力，指引他們達到一定的社會目標，比如開拓、進取和成功等。
而抑制心態一定程度上對漢武官僚群體能力和作用的發揮產生一種掣肘作用，使得他們的創造力受抑，削弱了他們的文治武功，對社會政治而言是一種消解作用，是社會進步的反動力量。正是如此，漢武時期的吏治，有許多可堪憂慮之處。呂思勉先生論秦漢之世，認為彼時『貞亮伉直之士，亦非無之，如蓋寬饒、息夫躬是也，然皆不得其死。其能安然無患、或且取富貴以去者，則皆庸碌之徒，取巧之士也。魏其、武安之，最足見之』[42]，指言當時除汲黯一人之外，余皆不足掛齒。貢禹也尖刻地指出：『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專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43]語雖過激，卻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實，如此吏治，不能不影響到政治的昌明和進步，這就是專制統治附帶的惡果之一。現代心理實驗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群體環境中，民主的領導方式能夠提高工作效率，放任自由的領導方式工作效率最低，專制的領導方式儘管能保證一定的工作效率，但群體成員缺乏信任感和創造力，相互之間充滿了敵意和衝突』[44]。
這種結果從現代行政學的角度仍可得到解釋。如果武帝與其官僚群體對社會是一種『共治』方式，即中央政府官僚機構的行政行為還具獨立性，以相權為代表的中樞行政系統能較好地發揮作用，這將表明西漢政治中還存在一種『統治理性』。對於專制時代而言，統治集團『並治』總比君主極端獨裁更具合理性和進步性。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實踐已經證明，以一個權能明確、行之有效和能為君主所接受的中央行政系統作為主要載體所進行的中央集權活動，在鞏固統治基礎、維護統一局面和增強國家能力等方面的作用遠勝於君主個人集權的作用。中央集權作為政府行為，應由行政中樞系統來付諸實施，並對執行過程進行有效調控，這將使集權活動在行政系統整體保障之下有序化的運作，進而實現君主和中樞機構共同的集權使命。而如果君主採取有悖於『統治理性』的做法，將全部權力集中於己身，造成唯君主獨尊的政治局面，使官僚群體處於完全的抑制心態，不敢甚至不能薦一言，此雖一時間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但從長遠看，終究會對政府的統治基礎產生一種『隱性損傷』，亦即民眾在君主高壓下產生日益強烈的心理反彈，離心傾向越來越重，使政府逐漸失去民意基礎，結果導致總體性崩潰。好在中國社會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和自修復機制，能在坍塌的廢墟上迅速重建一個新政府。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正說明了這一點。
注釋：
[①]【漢書・武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②]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中華書局影印本。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頁。
[④]【史記・汲鄭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⑤]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
[⑥]【資治通鑑】卷19，漢武帝元狩三年。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⑦]【漢書・蘇武傳】。
[⑧]【資治通鑑】卷19，漢武帝元狩三年。
[⑨]【史記・汲鄭列傳】。
[⑩]【史記・儒林列傳】。
[11]【漢書・東方朔傳】。
[12]【漢書・嚴助傳】。
[13]【漢書・公孫弘傳】。
[14]【漢書・公孫賀傳】。
[15]他們是韓安國、王恢、衛青、霍去病、李廣、程不識、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李息、李沮、公孫敖、張次公、趙信、趙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趙破奴、李陵、李廣利、唐蒙、韓千秋、商丘成、莽通、楊朴、王溫舒。統計數據出自【史記】、【漢書】。
[16]積不識、李沮、郭昌、唐蒙不知所終，趙信、李陵、李廣利降匈奴，兩李族家。統計數據出自【史記】、【漢書】。
[17]他們是張湯、杜周、寧成、周陽由、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朴、咸宣(【史記】作減宣)、田廣明。統計數據出自【史記】、【漢書】。
[18]他們是嚴助(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另有膠倉、嚴蔥奇，史僅留其名，不得觀其人。統計數據出自【史記】、【漢書】。
[19]據【史記】、【漢書】之【儒林傳】，儒生多為郡太守、國相二千石官。
[20]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版，第110～111頁。
[21]即個體或群體在有目的的活動中，同時有兩個並存的目標，而且個體或群體對這兩個目標具有同樣強度的動機。
[22]【史記・滑稽列傳】。
[23]即個體或群體對單一目的物同時產生兩種動機，一方面好而趨之，另方面又惡而避之。
[24]升華的心理防衛機制所發揮的作用亦在其中。升華機制是指原本不為社會認可的動機慾念，就改以符合社會標準的行為表現之。
[25](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5頁。
[26]【春秋繁露・郊義】。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27]【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28]【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29](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5頁。
[30]【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31]【史記・儒林列傳】。
[32]【漢書・張湯傳】。
[33]【漢書・杜周傳】。
[34]【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35]【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36]倪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所匡諫』。(【史記・儒林例傳】)鄭當時『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漢書・鄭當時傳】)而江充『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漢書・江充傳】)
[37]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
[38]【史記・平準書】。
[39]彭衛：【歷史的心鏡：心態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頁。
[40]張玉法：【歷史學的新領域】，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版，第116、118頁。
[41]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動機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要組成的，而各種需求之間，有先後順序和高低層次之分，每一層次的需求與滿足，將決定個體人格發展的境界或程度，各層次的需要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隸屬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
[42]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8頁。
[43]【漢書・貢禹傳】。
[44]參見沙蓮香主編：【社會心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頁。
作者：夏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