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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廣長沙地區，嘉靖年間，一般上等田畝產稻米二石五，中等田二石，下等田一石[94]。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南海縣，明後期，每畝產稻穀『十石為上功，七石為中功，五石為下功，災不在此限』[95]。如以50％出米率計，則上、中、下田每畝產米分別為五石、三石五、二石五；如以75％出米率計，則分別為七石五、五石二斗五、三石七斗五。考慮到畝積及容器大小等因素，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水稻畝產已經達到太湖地區的水平，這裡的農業經濟正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南直隸西部徽州地區，水田畝產大致在200～300斤，即一石三至二石；個別田塊豐年可達畝產四石余[96]。
北方在元末明初戰亂破壞嚴重，經過大約一個世紀的休養生息，至弘治、正德年間才走上繁榮發展之路。北方雖有稻田，但以旱作為主，總體上畝產量低於南方。但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明後期畝產量也有明顯提高。山東、河南、北直隸三省交界地區乃黃河故道沖積平原，水利灌溉比較充足，又有南北大運河從中穿過，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成為北方糧食產量較高、棉花種植普遍、商業貿易活躍的經濟『金三角』地區。山東東昌府，嘉靖年間，已成『平衍豐樂』之地，『頗稱殷庶』。該府濮州、范縣，享有『金濮、銀范』之譽。濮州畝產可達七八斛(三、四石)[97]。河南彰德府、沃衍平坦，有漳水、衛河之利，旱地畝產十斛或八斛(五石或四石)[98]。河南懷慶府，有黃河、丹水、沁水之利，上等田地畝產不下兩石，多或三、四石[99]。陝西關中涇陽、三原、高陵、富平、咸陽等縣糧食畝產也比較高，高者可達三四石[100]。不過，北方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更為明顯，『下田畝收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斗』[101]，『瘠薄沙鹼，每畝收入不過數斗』[102]。北方一些地區還未擺脫廣種薄收的狀態，每戶占有或租種土地較多，甚至『廣墟之地，數口之家輒田二三百畝』，但卻經營粗放，單位產量不高。
無論是平均值的推算，還是個例典型敘述，都還難以完整充分地反映明後期糧食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真實情況。人們在考察糧產時，南方往往以水稻單季畝產為對象，北方以小麥或穀物單季畝產為對象；但正如前文所述，明後期糧食作物種植結構和制度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遠非如此單純。南方早稻、雙季乃至三季稻的推廣，稻麥(或其他旱作)連作雙熟制的施行；北方水稻的引進、小麥的擴種、三年二熟輪作制的施行；高產耐旱、適應性強的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引進和推廣等，都使同一單位面積土地的年產量大力提高。如果再將棉、桑等經濟作物普遍種植的因素列入，那麼，單位面積的產值就會更高。據【沈氏農書】和【補農書】提供的數據[103]，嘉興、湖州地區一位長年僱工可耕種稻田八畝，捨去春花小麥不計，每畝產稻米三石，共得24石。該長工同時管理桑地四畝，一畝桑地產桑葉一百個(每個20斤)或八、九十個，以每畝產桑葉80個計，值銀八兩，四畝可賣銀32兩，折成稻米32石。八畝水稻田、四畝桑地合計每年共可得米56石，這即是這位長工的勞動生產率，比前面講的松江西鄉農夫年產米三、四十石的勞動生產率又高出許多。農業發展史告訴人們，即使在農業生產工具尚未使用機械的狀況下，只是由於作物結構和種植制度的重要變革及投入的加大，也會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推動社會生產的向前發展和民眾生活狀況的改善。因此有的學者將早熟稻的廣泛種植稱之為一場農業革命；兩熟、三熟栽培制度是『中國人民創造了世界已知的最驚人的變革之一』[104]。那種認為，明後期的中國，由於人口、土地和糧食的壓力，社會經濟沒有發展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
明後期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是歷史事實。它為將更多的糧食作為商品投入市場提供了可能，並激勵一部分土地經營者從事商品糧的生產；為將更多的耕地從耕地總面積中切割出來種植經濟作物提供了可能，經濟作物的推廣不僅促進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而且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原料，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商品；為將更多的勞動人口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轉向工商業提供了可能；為城鎮人口的增加，工商業市鎮的興起提供了可能。這些都促使明後期的社會和經濟產生了結構性變異。而越是農業生產力高的地區，手工業、商業、城鎮越發達。這些地區代表了那個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具有很強的先導和示範作用。
作者： 張顯清 原載：中華文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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