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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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錢穆先生與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雖然有共同之處，但就其總體思想而論，他們的治史主張卻又是同不勝異的。我們認為，在20―30年代，錢穆對『五四』以來的疑古派史學的評價大體經歷了一個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過程。在20年代特別是20年代後期寫成的【國學概論】中，錢穆對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對其古史理論與方法抱有相當的贊同。30年代中期以後批評的言論轉多，1935年發表的【崔東壁遺書序】可為其代表。而對疑古派古史層累造成說提出全面而公開批評的，則以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為標誌。在書中，錢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張稱之為『極端之懷疑論』，聲稱『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註：錢穆：【國史大綱】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4頁。 ）綜觀錢穆對疑古派治史主張的批評，我們認為他們在治古史的理論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幾方面的分歧：

　　　　第一，對『疑』與『信』、『破』與『立』的不同理解。

　　和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一樣，錢穆同樣也主張疑辨，認為『考信必有疑，疑古終當考』。但是，在對待疑與信、破與立的關係上，他們的看法又不盡相同。儘管古史辨派也主張『破壞與建設，只是一事的兩面，不是根本的歧異』，『我們所以有破壞，正因為求建設。』（註：【古史辨】第四冊『顧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頁。）然而在具體的古史研究實踐中，他們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則，主張通過懷疑來達到推翻傳統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們常常把疑作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點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錢穆並不一般地反對疑古，但與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錢穆認為懷疑本身並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於兩信之不能決。他在1933年給【古史辨】第四冊所作之序中就明確提出了『懷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觀點。

　　信亦有廣有狹。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廣。信乎此，並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並信，於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餘，是非無疑，乃信之狹。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決其疑而信定。則懷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自序』中，錢穆再一次重申了這一主張，『夫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餘，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勝也。』後來他把這一主張更精簡地表述為『疑之所起，起於兩信而不能決。學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註：錢穆：【學術與心術】，【學鑰】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頁。）顯然，在錢穆看來， 懷疑本身並不是治史的最高鵠的，一味懷疑必然流於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偽，疑以堅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於這一認識，錢穆對被疑古派譽為『科學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觀提出了批評。他說崔述『主於尊經而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經，故『信之太深』；又因其過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於所信之過狹，其弊陷於所疑之過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說之相傳未必非。』（註：錢穆：【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5年版，第289頁。 ）錢穆認為崔東壁這種疑古太甚、辨駁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雖不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時期卻為胡適、顧頡剛等人所承繼和發展，演變成對一切古典文獻的懷疑。他說胡適『於古今人多評騭，少所許，多所否，顧於東壁加推敬，……最為疑古著者曰顧君頡剛……深契東壁之治史而益有進』，（註：【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284頁。 ）『頡剛史學淵源於崔東壁之【考信錄】，變而過激，乃有古史辨之躍起。』（註：【八十億雙親・師友雜憶】，第167―168頁。）在錢穆看來，這種對古代典籍普遍懷疑的主張對研究古史特別有害，它勢必會導致對上古歷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對當時只破不立的疑古學風大加批評道：『數年以來，有聞於辨偽疑古之風而起者，或幾於枝之獵而忘其本，細之搜而遺其巨，離本益遠，歧出益迷』（註：【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284頁。 ），稱『近人盡從疑古辨偽上來治史，所以終難摸到歷史大動脈之真痛庠。』（註：錢穆：【史學導言】，台北中央日報社1974年版，第30頁。）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我國人口較少民族的瀕危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的搶救和保護工作，是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和搶救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語言以及不同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歷史進程中，發揮過或繼續發揮着凝聚民族整體、振奮民族精神、鼓舞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巨大作用。我國不同民族的不同語言文字以及口頭傳承文學等文化遺產，共同構築了中華民族博大而豐富的語言文字和精神文化世界。每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和精神文化，都是中華萬古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繫中華整體民族精神與情感的紐帶，是傳承中華悠久歷史文明的重要內容和形式。保護和弘揚不同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實踐，是當今建設現代化、科學化、文明化的先進文化的重要基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我國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字，不同民族優秀的口傳文學都有其獨到民族性，同時也有着深層次和歷史性的內在聯繫。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去珍惜、保護和搶救我們這個多民族家庭的每一個成員的語言文字和優秀的精神文化。我國各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當今發達社會的先進文化緊密相聯，相互作用，才會獲得新的生命力，發揮其獨有的重要作用，進而給我國日新月異的生活帶來強健的生命基因，增強先進文化的生命力與感召力。在這一點上，不同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包括那些人口較少民族的語言和民間口頭傳承文學等均有其特殊的使用價值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不論民族大小，任何一種民族語言文化都有其特定內涵和特殊價值。從不同民族的語言表現形式以及語言結構、語言文化和口頭傳承文學中，往往能夠了解到不同民族的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生存環境和社會條件、不同的發展過程、不同的思維模式，而且對於我們現代化和科學化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對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不同民族語言的表現形式和口頭傳承文學，往往代表着勞動人民同自然界的接觸、交流中產生的思維規則和表述方式，代表着勞動人民勤勞勇敢、團結友愛的高貴品德和情操。也就是說，這些民族語言和優秀的口頭傳承文學，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是代表着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尚思想品德和永恆追求美好生活的堅定信念，是淨化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給他們帶來精神享受、精神教育、精神力量的精神產物。它也在教育現代人，提高民族自信、自尊、自愛、自強、自覺，促進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增強民族團結，對外宣傳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等諸多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文字、人口較少的民族，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千百年歷史進程中一直支撐着他們的生命和精神，使他們從遠古平靜而自然地進入現代社會。
     然而，在科學技術和現代文明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國諸多民族的語言文化，尤其是那些人口較少民族的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面臨瀕危困境，由此，對這些人口較少民族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的搶救和保護工作顯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毫無疑問，這些人口較少民族的語言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同它們共存的特定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經濟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繫，也是經過千百年來千百代人的不斷創造和積累產生的非常珍貴的傳承文化。不論是哪個民族，都有着悠久而文明的歷史；不論哪個民族的歷史和文明，都活在他們的語言這一活的化石以及口頭傳承文學這一精神世界裡。這也是我們搶救和保護瀕危民族語言文化的重要內容。
     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包括那些嚴重瀕危的人口較少民族的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都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文化財富，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精神資源與民族根基，是民族團結、國家強盛和走向輝煌的內在動力。由56個民族組成的文明古國―――中國，之所以能耀眼奪目地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共同勞動、共同的智慧是分不開的，也和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所發揮的特殊精神作用分不開。也就是說，搶救和保護瀕危民族語言和民間口頭傳承文學，同弘揚我國優秀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無法分離。如果在我們歷史的記憶中，丟失或缺少了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我們的語言文化的歷史就會變得殘缺不全。那麼，我們就會愧對於一個完整的歷史，同樣愧對於未來。搶救和保護瀕危民族語言和民間口頭傳承文學，是歷史和祖先交給我們的使命，也是未來和子孫後代所渴望的責任。我們必須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的態度，對保護中國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維護中國各民族文化主權的高度，去開展民族語言和民間口頭傳承文學的搶救、整理和保護工作，把民族語言和民間口頭傳承文學的保護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尊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裡，人的文化因素關係着社會的文明程度，而文化和文明又關係着人的思想道德和生活理念。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有什麼樣的文明和什麼樣的社會，有優秀的文化，就會有先進文明的社會。優秀的文化一旦被愚昧落後的文化取而代之，社會就會倒退，走向黑暗和毀滅。因此，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科學地看待人的生命、人的價值、人的作用，要提倡正確的生命觀、價值觀和思想道德觀。然而，所有這些幾乎都和文化密切相關，文化來自人的生活和思想，反過來又服務於人的思想和生活，人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係。然而，在文化當中，民族語言的表現形式和優秀的民間口頭傳承文學占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民族語言和優秀的民間口頭傳承文學是由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維方式、不同表現手段、不同社會環境和情感世界構成的產物。每一個民族，無論人口多少，都對於本民族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有着特殊的感情，使人們發自內心地感到親切和自然，它有助於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總之，建設高度文明的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離不開各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基。尤其是在社會日新月異快速發展的今天，更應該懂得搶救和保護民族語言和優秀的口頭傳承文學的重要性。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搶救和保護民族語言以及優秀的民間口頭傳承文學也是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實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實現各地、各民族經濟、社會、文化協調發展，全面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先進、文明國家的重要舉措，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特別是對那些人口較少民族的嚴重瀕危的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更應該不失時機地抓緊時間去搶救和保護，使這些語言和口頭傳承文學得以保存和流傳，不斷發展和豐富中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