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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名
2002年春節期間，我閒翻顧炎武的【日知錄】，忽然被一句話觸動，心中大震，繞室疾走，浮想聯翩。下邊抄錄這段話（括號內為引者注釋）：
『一邑（縣）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行人（古軍旅一行為25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
這裡描繪了一種常見現象：一個名額，總要由六七個人共用。那麼，我問自己，這多餘的五六個人及其所屬的集團叫什麼名字呢？
現代漢語稱這五六個人為『超編人員』，古漢語把多餘的公家人稱作『冗員』。描述這個集團的文字並不少見，各個分支的學名和諢名也傳下來不少，例如『傳奉』、『幫虎』、『小牢子』、『野牢子』、『小官』、『白役』等等。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為白丁、白身，非官身而做官事，這就是白役。【漢語大詞典】將白役定義為『編外差役』。
我國古代官府的幹部職工分為官、吏、役，『白役』二字比較偏向衙役，不夠尊重領導。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我們不妨依據『白役』的造詞法，生造它一個『白員』。『白員』是白役和編制外官吏的統稱。
我有一個猜想：中國歷代興衰，與這個未曾命名的社會集團有密切的反比關係――白員興則社稷衰。而且，歷代都不缺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卻又根除乏術。在為這個猜想求證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做過五六十條與白員相關的筆記，又幾十次上百次地視而不見，與這個張牙舞爪的龐然大物擦肩而過，真所謂『有眼不識泰山』。這回不能再讓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發現和嚴刑峻法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違法害民，都察院窮追根由，揭露出一個特殊群體。
朱元璋詳細描寫了這個發現。他說，松江府有一批不務正業的人，專門依附衙門裡的役吏皂隸，借官府之威害民。這些人自稱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蘇州府還有1521名。
這些人不知農民的艱辛，農忙時下鄉生事。芒種正是栽種季節，他們拿着官府批文找到農民，從水車上把人鎖下來，或者從農民手裡奪下秧苗，鎖人出田。
朱元璋還詳細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獄警）職位上的貓膩。朱元璋說，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編制內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務正業之徒，這樣的人僅松江府就有900餘名。
皂隸（衙門內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職位上也有貓膩。編制外的皂隸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當於皂隸職位上的臨時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後，可能屬於二等臨時工。當時的政府工作人員似乎也像如今一樣，位子坐穩當了，就想把髒活累活交給臨時工做。臨時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穩了，又會招徠和支使二等臨時工，同一職位上就可以形成三個等級。
正吏的職位上也有編外人員，這裡的一等臨時工叫『主文』，二等臨時工叫『寫發』。他們都屬於白領，管理和領導衙役們。
朱元璋說，這些人不務士、農、工、商這四項正業，也就是說，不屬於上述四大社會集團。那他們屬於什麼集團呢？朱元璋將他們統稱為『幫閒在官』之徒。這個『閒』字用得好。本來官吏和衙役集團已經滿額了，日子過得頗閒在，他們偏要去幫。
朱元璋逮捕了這個害民集團的2871人，但他認為並沒有抓乾淨。據他估計，『若必欲搜索其盡，每府不下二千人』。
兩千人可不是小數。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縣，不過三座衙門，平均下來每座衙門就有666位白員。明朝一個縣的正式官員不過四五位，再加上十幾位吏，縣級衙門的『編制』名額不過二十左右，而『幫閒在官』的人竟然超過這個數字的三十倍。
這裡說的是官吏名額，不是衙役的名額，而衙役也是吃官飯的。我找不到松江府及其下屬兩縣的衙役額定數字，用其他縣的數字代為示意。
北京宛平縣的地界相當於今日北京的西城區、宣武區、海淀區和豐臺區，需要支應大量皇宮貴族和中央級衙門的差役。扣除上述特有數字之後，我統計出來的萬曆十八年（1590年）本縣之役的名額在220人左右。另據清光緒八年（1882年）山西省平遙縣誌記載，平遙縣衙門的差役有302名，人均工食銀每年6兩。
據此推算，松江府幫閒在官的人是額定衙役的兩三倍。顧炎武說『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指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嚴，腐敗不那麼嚴重，兩三倍似乎更合情理。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2000年，湖北省監利縣容城財政所的正式編制為30多人，實際工作人員140多人，編外人員是編內人員的三四倍。這不如明初洪武年間，但比明末的崇禎年間好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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