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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網 因此不光為查找、檢索的便利，各種文後注釋和書末附錄更進一步展示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和動態。如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附之【縮略語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書籍】、【1800年以後的中文和日文書籍及論文】、【西文書籍和論文】以及包括人名、論著和主題詞等多類詞條的【索引】，此內容不亞於一部國外有關中國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說是內容廣泛、涉及諸多領域的中國學研究概述，值得後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譯者經驗的不斷累積看作是漢學論著翻譯水平整體提高的前提條件，那麼後附文獻參考目錄和索引實際上就是這種積累的明晰體現。因為附錄往往包含了眾多學術信息，譯者對它的翻譯經常需要查閱國內外大量資料。幾種同類書籍參考目錄和索引的匯集甚至可以說是這一學科領域權威材料的總編。這種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謹慎的譯法，就為後人在翻譯學術著作時提供了最詳實、準確的參考文獻，而且在譯作方法上、對譯著的規範化處理上都有所借鑑。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複勞動，有益於漢學論著翻譯質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推進。
如法國學者戴仁著，耿N先生翻譯的【法國的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附有法國中國學者譯名對照表，就為審讀即將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法國漢學】第四輯的譯稿提供了類似工具書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進行增訂和補充，則有關法國漢學從早期發展到最新概況，並涉及諸多學科的完整資料就全部提綱攜領的凸顯出來了。因此對漢學著作的附錄不僅不能隨意刪除，且應在格式上繼續規範化。
三.使漢學論著翻譯規範化的其他輔助手段
1.多譯本的互相參照是翻譯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僅能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層次的見解，而且還能改正原著的錯誤和譯文中的誤譯。如審讀【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我曾用此書的日文本（晃洋書屋，1989年）進行核對，補譯和改正了原著和譯稿地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長江上游圖】漏『自流井』之名；頁248圖中有兩處『長沙』，據日文本改一處為『重慶』；圖35『趙家渡』誤寫為『趙家府』，又補譯『石笥場』一地；圖34補譯『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譯者把eclectic（折衷的）誤識為electric（電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時才偶然發現並改正過來的。
參考其他語種的相關資料也會有意外的收穫。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稿中，許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無法還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來自國外圖書館保存的中國方志；還有一些則因反覆轉引卻未注原書書目而無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編第五章【市鎮和水道】，其中引文都從英文轉譯。但我發現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轉引自日本學者所撰寫的專著和論文，因此從西攵ㄉ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1966年；此書有中譯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萬曆【嘉定縣誌】卷19【文苑】載萬曆二十三年王錫爵【永折漕糧碑記】。從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吳中水利全書】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四冊【蘇上】。以及由載【東洋學報】的川勝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長】，日本【史學雜誌】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東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運與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關材料的出處。試舉一例，原譯稿譯自英文為：『若不帶貨，勿雇小船。可自東柵口乘小舟赴嘉善，復由此登棉紗船去松江，向無一人慾乘大船者。』查知應出自日本尊經閣水庫藏之【水陸路程】卷7【蘇松二府至各處水】，原文曰：『無貨勿雇小船。東柵口搭小船至嘉善縣。又搭棉紗船至松江，無慮大船。』由此自知在從事漢學論著翻譯和譯文審讀中少不了對其他語種資料的翻檢之工。
2. 為保證與國外中國學領域的快捷對話和進一步提高漢學論著翻譯作品的質量，學界亟待及時編寫和出版相關領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動態的工具書。而目前有關書籍卻少而陳舊，不太能滿足譯者的需要。如現有的海外中國學手冊僅有【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俄蘇中國學手冊】、【日本的中國學家】、【美國中國學手冊】等。而且除了【美國中國學手冊】在90年增訂過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時為找尋一個學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譯法要把近年來所有有關漢學論著翻譯的論著和書刊全部檢索一遍，這與翻譯本身發展的速度極不合拍，這也使譯者處於一種孤軍奮戰的境地。因而學界急需解決的是舊有工具書的定時增訂和新種類、多用途、更廣泛的工具書的編纂。3甚至儘快用計算機網絡代替紙本工具書，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檢索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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