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報
兔子山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簡牘大多為司法文書。均為本報記者 郭立亮 攝
『數量大、內容豐富、時間跨度長，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簡牘，是一次重大的考古發現。』7月21日下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的益陽兔子山遺址考古發掘專家座談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權威專家，對近期在益陽出土的數千枚簡牘，評價甚高。
益陽首次出土簡牘
兔子山遺址，因此次考古發掘的小地名『兔子山』而得名，位於益陽市赫山區鐵鋪嶺社區。遺址發現於20世紀80年代，後被益陽市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遺址處在資江南側一條山崗上，是鐵鋪嶺城址的一部分，為益陽縣古城遺址所在地。
為配合益陽市基建項目，今年春節前，益陽市文物處對兔子山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春節後，正式開始發掘。到5月底，完成發掘面積600平方米，發現各類遺蹟近百處，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從出土文物判斷，遺址年代為東周時期至宋代。
5月下旬，在清理古井時，考古人員發現了簡牘，迅速向湖南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報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後介入發掘，由該所研究員張春龍任領隊。
這是益陽首次出土簡牘。張春龍介紹，截至目前，兔子山遺址共發現14口古井，已發掘9口，共出土簡牘數千枚。目前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整理研究工作也已起步。
簡牘上字跡清晰
據專家介紹，古井直徑1.2米至1.5米，深度一般在10米左右。已發掘的古井中，出土簡牘最多的是第三口井。
張春龍告訴記者，第三口井揭至第五層文化層，在約6米深處發現簡牘，總數約5000枚，有木牘和竹簡，保存良好。經清洗後測量，簡牘的長度一般為23.5厘米，寬1.3厘米至2.8厘米。值得一提的是，還有大型木牘3枚，長49厘米，寬6.5厘米。
17日下午，記者在長沙銅官窯考古遺址公園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庫房內看到，清洗後的簡牘上，用毛筆寫的文字清晰可辨。『這肯定是毛筆墨書。』指着簡牘上的字，張春龍十分肯定。在泥水中浸泡了約2000年，墨跡還未散去，箇中原因，張春龍表示還要進一步分析。
其餘的古井中，或多或少都發現了簡牘。其中數量較多的是6號井，發現200多枚木簡。此次所發現的簡牘，年代從戰國、秦、漢一直到孫吳時期。
除了簡牘，各古井中均發現了珍貴文物，有陶器、青瓷器、銅鏡、鐵質和銅質刀、漆木器等，不少是生產生活用器具。
珍貴的衙署檔案
從初步整理的情況看，這些簡牘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司法等多個方面。尤其是3號井中的5000枚簡牘，可以確定是西漢晚期劉姓長沙國益陽縣衙署檔案。
張春龍介紹，3號井出土的簡牘，具體內容分為司法文書和吏員管理。司法文書多是刑事案件審結記錄，詳細記錄了文書產生的年、月、日，承辦官吏職位姓名，涉案人員，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經過，判決結果，記錄者姓名等。此外，檔案里提到的地點，涉及廣泛，有長沙益陽、茶陵、臨湘、索、南陽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等。吏員管理包括吏員人數統計，鄉、里官佐的任免等。這些簡牘公文，多有具體年、月、日，其中提到的年號有『建平』、『元始』等。『建平』是漢哀帝劉欣年號，『元始』是漢平帝劉b年號。其中有『元始二年』文書，經查這一年是公元2年。
張春龍特別提到一枚大型木牘，『是出土的第一枚有字的簡牘，詳細記錄了一個經濟案件。』記者觀察，該木牘豎排4行文字，有100來字，工整的隸書，字跡清秀。張春龍介紹，木牘記載的是一個叫『勛』的吏員，在把錢從益陽運到長沙時，貪污了一些，後來案發，案子於元始二年審結，結果是判刑3年並追回贓款。
『這對我們了解西漢時期的司法，是極為珍貴的資料。』張春龍說。
此外，7號井發現的簡牘，是西漢初年吳姓長沙國益陽縣檔案，內容涉及人口、田畝、賦稅等，上有益陽古老的鄉名如『陽馬』、『下資』。益陽市文物處主任曹偉告訴記者，『下資鄉』這個地名，直到前幾年撤鄉才棄用。一個小地名用了2000多年，曹偉不無感慨。
觚上現『張楚之歲』
此次兔子山遺址出土了一個觚，呈六角形。上書的文字中，有『張楚之歲』4字。
『觚』是古代一種寫字用的木板。21日下午的座談會上，不少專家對『張楚之歲』興趣頗濃。
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王子今表示，陳勝吳廣發動起義，建立了張楚政權，【史記】等文獻中多次提到，由於存在時間短，後世幾乎很少提及。他表示，楚國人有用前一年的大事來記年的習慣，所以這裡的『張楚之歲』不是年號，而是指張楚政權建立的第二年。
『「張楚之歲」的發現非常重要。』武漢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武漢大學簡帛中心主任陳偉難掩興奮。他認為，這意味着一個時代簡牘的發現，因為此前還從未在簡牘這樣的出土文獻中提到過。此外，也說明當時楚地對於起義軍的認可，應該引起特別注意。
『非常重大的考古發現』
對於兔子山遺址的考古發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表示，遺址所在的鐵鋪嶺古城，是楚、秦、漢、六朝乃至唐宋時期益陽縣衙署所在地，遺址簡牘發現之普遍、數量之大、時代延續之長，在全國都極其罕見。各時期的簡牘可以彌補歷史文獻的不足，既可探討益陽乃至湖南的遠古歷史，也可據此研究各朝的政治、經濟、司法制度，了解縣鄉政府的運作和普通吏員、百姓的生活情況。
『從數量、內容、時間跨度看，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發現。』國家博物館原考古部主任信立祥表示，先秦至西晉是湖南史料記載不多的時期，益陽這批簡牘的出土，涉及政治、司法、經濟等，對湖南地方史是很好的補充。
『這些簡牘上的記載，是過去很少見到的資料。』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胡平生認為，對於基層政權，史書上都是一筆帶過，而這些簡牘詳細記錄了益陽縣衙署的情況，對認識整個漢代縣級政權的運作非常有價值。（記者 李國斌 通訊員 吳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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