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變化

    由孔子所開啟的儒學之所以能夠由古及今不至衰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儒學內在的因素，也有時代提供的條件，還有儒學與時代之間的互動及其合力。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近百年來儒學與中國社會歷史大變遷相俱進，與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會相伴隨，其形態與功能發生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深入探討這一問題，不僅具有學術史、思想史和哲學史意義，而且是理解儒學在今天與未來走向的一大關鍵。

近百年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變化

孔子所開啟的儒學由古及今不至衰絕 資料圖片

從經學時代到後經學時代

自漢代起，經學成為儒學開展的基本形態，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之初。儘管早在鴉片戰爭前後，經學內部即已萌生以新代舊的更化，在龔自珍、魏源那裡以復興今文經學的形式顯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經學中的新因素與舊傳統仍然糾纏在一起，呈現出十分複雜的狀態：一方面，經學成為當時先進思想家表達變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態，出現了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和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另一方面，經學又繼續起着維繫中國封建帝制的意識形態功能，張之洞等人堅持在大學堂設置經學科，袁世凱為復辟帝制主張尊孔讀經。

經學的這一困境，使得經學難以避免20世紀初中國社會大變革的衝擊與解構。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止、1911年辛亥革命的發生、1912年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明令廢止大學經學科，這一系列變革使經學最終失去了制度的支撐。1915—1924年新文化運動的猛烈衝擊，又使經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受到蕩滌。經過種種衝擊與解構，經學時代終於走向終結。

自20世紀20年代起，現代新儒學成為儒學在後經學時代開展的新形態。現代新儒學融會中西古今思想資源，對儒學進行了重構和復興，使儒學脫離了傳統經學形態而獲得了新的開展。現代新儒學儘管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批判思潮而出現的，卻吸取了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認為儒學在20世紀的新開展，並不在於反對從西方引入『科學』與『民主』，而在於彌補『科學』在解決人生問題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實踐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撐。因此，現代新儒學在認同『科學』的同時，致力於哲學本體論的重建；在主張『民主』的同時，更強調傳統道德的現代意義。正是通過現代新儒學的開展，儒學成功地經歷了由經學時代向後經學時代的轉換，繼續顯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從精英之學到大眾之熱

現代新儒學與近代經學的區別，在於從形態上由解讀儒家經典而轉向自創哲學體系，在功能上由直接參與現實政治而轉向專注學術研究。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除少數為史學家外，大多是哲學家。他們圍繞文化觀和歷史觀問題、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人生觀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哲學思考，開創了文化儒學，發展了形上儒學，探討了人生儒學，使現代新儒學作為20世紀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主流，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作出了重要建樹。

2

1

在哲學本體論問題上，現代新儒學的哲學家們貢獻尤大。20世紀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等本體論體系先後建立。這些體系固然分別繼承了宋明道學中心學與理學兩大路向，但又都程度不同地吸取和融會了西方哲學資源，以回答現代哲學所面臨的哲學與科學、本體與現象、理性與直覺、理想性與主體性等關係問題，成為中國哲學現代轉型的標誌性成果。至20世紀下半葉，又有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論』和牟宗三的『兩層存有論』相繼創立，進一步推進了形上儒學的本體論建構。

現代新儒學的形上追求，雖然在哲學上成就很大，但又使儒學成為了一種書齋里的精英之學，因而引發了現代新儒學內部的分歧。徐復觀就曾主張『消解形而上學』，對熊十力諸師友的本體論建構提出批評，希望把儒學的現代開展與中國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但這種主張在當時幾乎無人理解。這種狀況直到最近20年才出現了根本性改變。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思想空間的不斷開放，儒學研究不僅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而且漸由精英之學演變成大眾之熱。一批儒學學者，通過創辦文化書院、主持電視講座、運用網絡傳播、倡導兒童讀經等多種方式，使儒學再次由書齋走向大眾。儒學的這一新變化，其根本原因在於當代中國人重建價值觀的需要——人們希望能在儒學中獲得建構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思想資源。

傳統儒學資源的現代轉化

近百年來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變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如何對傳統儒學資源進行現代轉化？這種轉化工作，早在康有為、章太炎那裡即已自覺開啟。他們所復活的傳統儒學的『大同』、『小康』、『革命』諸觀念，對20世紀中國人精神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此後，這一工作不僅為現代新儒學所繼續，而且為許多現代新儒學以外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所開展。這些現代新儒學以外的人們，未必會認同復興儒學，但卻會重視對傳統儒學思想資源進行現代轉化並加以吸取與承繼。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不同的傳統儒學資源現代轉化理論，如毛澤東的中國文化批判繼承論、張岱年的中國文化綜合創新論、牟宗三的中國儒學返本開新論、傅偉勛的中國哲學創造性轉化論。也正是這樣，出現了對傳統儒學資源所進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態、不同程度的現代轉化工作。儒學在後經學時代的生命力、影響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過這種轉化顯示出來。可以說，這種對傳統儒學資源的現代轉化，成為了近百年來儒學形態與功能變化的一種特殊形態與功能。

在儒學成為大眾之熱的今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尤其需要建構自己的傳統儒學資源現代轉化理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儒學存在着何種歷史聯繫？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當如何處理與儒學的關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當從儒學中吸取哪些思想資源？這些都是這一理論必須思考和回答的重要問題，因為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回答，既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續發展，又關係到儒學在中國的未來前景。

（李維武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儒學形態與功能的近百年變化與未來展望』首席專家、武漢大學教授）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