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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國學】
·編者按·
由國家文化部與山東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The 7th Session of the World Confucian Conference）將於2015年9月27日至29日，在山東省曲阜舉行。屆時，在這個國際化的儒學研究與交流的高端平台上，將有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位儒學專家學者，圍繞『儒家思想與當代價值建構』這一主題，開展交流與對話。
為了開好這次盛會，以高質量的學術成果，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重要講話和關於山東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組委會於近日邀請部分知名學者，就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所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研討。本刊摘要發表，以饗讀者。
儒學價值觀的和平導向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宋志明
宗教價值觀通常着眼於人性中的陰暗面，立足於外在性，即從人性之外、從神那裡尋求人超越自我的外在根據。儒學價值觀則不然。儒學着眼於人性中的光明面，立足於內在性，從人性中尋求自我超越的內在根據。儒學這種超凡入聖的價值取向，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來說，不失為一種寶貴資源。
儒學的這一思想方向發端於孔子，他把人性中的光明面稱為『仁』。他強調，『仁』乃是人的內在品格，乃是人生價值的源頭。按照這種思路，價值實現完全是一種自覺自愿的理性選擇：『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人在修己成仁時，表現出一種主動性，而無須受什麼外在神秘力量的規束。
在孔子的基礎上，孟子明確提出性善論。孟子預設了一種價值理想，強調人應該善。至於實然人性，既有善，也有惡；既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如果現實的人肯接受儒學價值理念，便可以使陰暗面得以抑制，使光明面得以發揚，通過修身的途徑實現自我完善化。孟子認為，人生來就具有向善的能力，叫作『良能』；生來就具有求善的意識，叫作『良知』。良知良能乃萬善之源，由此而形成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由四端而形成四個基本的道德觀念即仁、義、禮、智。孟子的結論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固有之』的意思，不是說人一生下來就是善的，只是說接受道德觀念的前提，內在於應然人性之中。人性善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之所在。
儒學大力倡導與人為善精神，為實施道德教化、造就禮儀之邦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儒學的淑世主義導向中，包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與人為善、利群利他、憂國憂民、嚴於律己、推己及人、嚮往高尚人格等意向，對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事實證明，儒學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觀念，提供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甚至可以說倘若沒有儒學，中華民族不可能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儒學把淑世主義導向應用於國際關係方面，便形成和平主義導向。在這一點上，儒學為中華民族培養愛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提供了良性培養基礎。儒學講究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張各民族之間和平共處，主張各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儒學從修身講起，推己及人，進而講到齊家和治國，最後指向『平天下』。儒學發端於中原地區，其創始人為漢族人，但中國的少數民族大都認同儒學。儒學是中國各個兄弟民族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儒學只以自身的理論魅力吸引受眾，決不借用外力、暴力向受眾灌輸。在儒學傳向東亞的歷史上，從未發生『一手拿經書，一手拿利劍』的情形。儒學『協和萬邦』『萬國咸寧』的理念是東亞各國和睦共處的精神基礎。儒學這種和平主義的取向，在歷史上曾成為東亞各國的共識，在當今時代則可以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羅素讚許中華民族是『驕傲得不願意打仗的民族』，對儒學的維護和平意向表示充分的肯定。
第二次啟蒙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牟鍾鑒
近代西方第一次啟蒙運動擺脫了神學，解放了自我，抬高了理性，因而促進了科學與民主，推動了世界現代化事業。同時，信仰和道德被貶抑，資本釋放了貪慾，自我成為新的上帝，理性成為雙刃劍，人淪落為金錢、權力、野心的奴隸。雖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而利益集團仍然迷戀弱肉強食和鬥爭哲學，世界很不太平，面臨諸多危險。因此有識之士提出人類需要進行第二次啟蒙運動，擺脫自我中心主義，超越工具理性而構建道德理性，樹立互愛互尊、合作共贏的新理念，以便適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常態。如果說第一次啟蒙運動是理性的啟蒙，口號是『解放自我』，那麼第二次啟蒙運動應是道德的啟蒙，口號應是『尊重他者』。當代美國比較哲學家安樂哲指出：個人主義價值觀使人類選擇錯誤信仰，失去道德和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人類必須實現對第一次啟蒙的突圍，走向以人為中心的信仰、道德與精神生活的第二次啟蒙。於是作為新啟蒙重要資糧的孔子儒學在沉寂了百餘年之後開始在世界舞台上登場了。
從國內的形勢看，國際上剛剛啟動的新啟蒙運動恰好與中國一場新的文化運動起步相銜接，真是機緣巧合。古老的中國在進入現代之初出現的五四運動，是第一次新文化運動，它是在救亡與啟蒙雙重合奏中進行的。它引進西方第一次啟蒙運動的成果如科學、民主、人權、法治，又引進社會主義，促使中國開始擺脫宗法等級和半殖民地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並贏得獨立和解放。但這次新文化運動受文化激進主義的制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儒學）』，因而帶來過度否定中華文化傳統、丟失民族文化主體意識和道德精神的弊病，文化路向走偏了。『文化大革命』是反傳統的極端化，它造成的災難使人們覺悟到切斷民族文化血脈的虛無主義的嚴重危害。於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國學的振興，開始了中國現代第二次新文化運動。這次運動是在民族文化自信自覺的過程中發生的，它的口號是『創新儒學』。它要使中華優秀文化在回歸中國故土的同時走向世界。雖然事情剛剛起步，前程尚任重而道遠，但重要的是社會風氣已經發生轉向，中華文化已在重生，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和改變了。
在山東曲阜舉辦的世界儒學大會已歷六屆，取得很大成功，產生廣泛國際影響。它的特點在於：從孔子家鄉的聖城曲阜向全世界發出儒學的聲音，展示孔子的氣象和儒學的精華。各國人士受到孔子人格的感召，從四面八方聚集到聖城，討論儒學的當代價值，進行不同文明的對話，證明孔子是偉大的聖哲，當代中國需要他，當代世界也需要他。這次世界儒學大會以『儒家思想與當代價值建構』為主題，尤其突出社會道德。道德建設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形成各界各地各業道德先行的君子群體。為此，我為大會寫了【重鑄君子人格，推動移風易俗】的發言，試圖運用孔子儒家君子論的豐富思想，重構當代新君子理論，提出『君子六有』論：有仁義，立人之基；有涵養，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擴人之胸；有坦誠，存人之真；有擔當，盡人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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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的價值倫理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劉夢溪
對儒學未來的展望，取決於如何正確地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我們需要弄清楚與儒家學說相關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具有包容性的特點。儒家的包容性，實際上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義涵。『六藝』後稱『六經』。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
馬一浮所說的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熊十力所說的立國做人的基本依據，高在何處？所據者何？一言以蔽之，曰『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梳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永恆的價值理念，也可以說它們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不僅適用於傳統社會，也適用於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可以適用於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道德理性精神。【莊子·天下】篇寫道：『【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雖該篇之作者不知誰何，其對『六經』義理宗趣的闡釋，不失為得義之言。
儒學的三個階段
中國孔子研究院研究員 楊朝明
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中國儒學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先秦時期，即通常所謂『原始儒學階段』，這是儒學創立與形成時期。在這一時期，孔子儒家主張『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強調『正名』，帶有明顯的『德性色彩』。二是秦漢以來以至近代，這是『帝制中國時代』，是儒學走向民間，與社會密切結合的時期，可稱之為『儒學發展階段』。與先秦不同，這時期政治上皇權至上，適應專制政治的需要，逐漸強化君權、父權和夫權，儒學慢慢蛻變，染上了顯著的『威權色彩』，呈現出為後世所詬病的『缺乏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也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近代以來，尤其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儒學進入第三個時期，可稱為『儒學反思階段』。近代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變動，促使人們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時代，孔子被尊崇到極高地位，儒學是統治學說，新文化運動的矛頭自然直指孔子，藉以打倒儒學和傳統文化。這種『全盤性反傳統主義』運動，其思維方式上存在偏頗是顯而易見的。但客觀上卻主要指向具有『威權色彩』的儒學，把被扭曲了的儒學主張看得更清。
對中國儒學進行這樣的劃分，有助於對儒學價值的認識。作為思想文化，孔子儒學的影響之大可以說罕有匹敵，而對其價值認識的分歧之大竟然也無與倫比。了解這一點十分重要！在中國不斷遭受外敵欺凌，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期，希望中華民族走出低谷，關注民族命運的人都思考文化問題，強烈『保守』傳統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學的真精神，而對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持『激進』立場的人，則更多地看到了作為『專制政治靈魂』的那個『偶像的權威』。難怪『新啟蒙運動時期』有學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們確實應該關注原始儒學，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誤解，明辨是非，正確對待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
隨着學術事業的進步，人們對儒學的變化看得更清楚了。正如有的西方人士所看到的，因為有了孔子的學說，『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時間雖然過去了兩千多年，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卻仍然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那些價值觀念。
從儒學自身的發展看，『反思』與『反省』仍然在進行。總體觀察當下人們對於孔子儒學的理解，還帶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徵。不言而喻，研究儒學如果不能把握『精髓』，就有可能競相樹旗立幟，標新立異，往往各執己見；推廣儒學如果不能抓住『要領』，就有可能捨本逐末，事倍功半，乃至南轅北轍。『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儒學怎能發揮經世化民的作用。只要走近孔子那顆偉大的心靈，認真借鑑先聖先賢的智慧，就能看清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路。只有深入走近儒學的世界，世界儒學的天地才能更加澄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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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可公度性
北京大學教授 王中江
自從晚清東西文化和傳統大規模接觸之後，中國的思想家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探尋兩者中的差異性與普遍性，其中也有外國朋友加入到這一行列，如羅素。他雖然稱不上是中國學問和問題的專家，但作為旁觀者，他在【中國問題】中對中國文化中的普遍價值的認識，也領略到了中國文化的誘人之處和魅力。
儒家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用孟子的話說是『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儒家從來就不否認文化中的普遍性。這可以從兩大方面說，一是儒家認識到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差異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識的關係。【周易·繫辭傳下】說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宋明道學家說的『理一分殊』。這種思維肯定了有『我們』，肯定了我們有『共同的世界』，同時也肯定了『他者』，肯定了有他者的『不同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關係，按【禮記·中庸】的說法，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儒家傳統和資源如何對當代的中國人和世界作出貢獻，依賴於我們對它的深度觀察和視點。在儒家思想和學說中，它有一些內在的普遍性。其中之一，是它的仁愛精神。若尊重他人的願望是一個普遍性的價值，那麼儒家的『仁愛』精神就具有這樣的內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好就體現了這一方面。仁愛本質上是普遍同情，它主張包容一切、關照一切。儒家始終把『反求諸己』和『不尤人』作為修身的中心，同樣是尊重他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萬物一體』思想，有機主義和整體主義世界觀，教導人類還要學會同萬物相處，善待作為自然的他者。儒家『仁愛』中的孝親層面，主要是指明了一個人實踐仁愛的出發點和入手處，並不是把它狹隘為只是孝親。
再如，儒家始終把人的尊嚴和價值放在人的道德自覺和人格境界上，從不以出身和身份來衡量人的優越性。儒家的人性論，主要是人性平等論，它為所有的人都賦予了共同的人性。人與聖人的差別只在於學與不學的問題。儒家沒有印度的種姓意識，也沒有古希臘的奴隸觀念。儒家的『禮』雖然注重區分人類事務中的『差異性』，其許多禮儀規定了『差別待遇』，但不能說這是主張等級制和人類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的許多禮儀活動中，人們所受到的禮遇不是也很不一樣嗎？
總而言之，儒家的學說和思想，總體上傾向於普遍性和可公度性思維，而主要不是特殊性和差異性思維。【呂氏春秋·有始】的一段話可以代表儒家的這種思維：『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眾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
不同的文化和傳統既是自身的、自我的，但同時又是開放的、包容的和彼此可以分享的。在不同的文明傳統和文化並存的前提下，我們更需要以理性和真誠展開交往和深層的對話。
世界儒學大會的世界性
山東大學教授 王學典
世界儒學大會，要和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進行對話，比如說儒學和自由主義對話。你只有和主流對話，你本人才能取得世界的影響。如果只是和邊緣對話，那麼你的成果也是邊緣的。像安樂哲先生，杜維明先生，包括貝淡寧先生，他們都是從自由主義陣營殺出來的，而且他們都看到了自由主義的缺陷。我們應該通過對話，展現儒學的價值，彰顯儒學彌補這個缺陷的可能性。關鍵是我們怎麼設置好的命題，好的話題，然後使我們這個影響能夠吸引在世界上更多的人來參與，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我一直認為關起門來搞儒學不行，我們是世界儒學大會，我們必須把在思想界，在理論界，在前沿有影響力有號召力的人請到大會上來。
儒學如何在實踐上復興是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儒學復興不能在研究院，不能在講堂上，不能在會議上。儒學復興有一個關鍵，就是我們能不能按照儒家的原則來創造一種高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一點有關儒學的命運，儒學的復興。山東大學曾經提出一個建議叫曲阜文化特區。由此我想，我們不妨拿出一個地方來，按照儒家的原則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新的社區。我們在歷史上不是沒有這種先例，中國傳統文化創造了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生活方式，就是唐代。唐代的生活方式於當時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各國使遣唐使都到中國來。至今我們從日本和韓國都能看到唐代的影子。今天，在自由主義已經占世界主流地位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更高的生活方式？這種新的生活方式要吸取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優點，同時更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優勢，汲取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精華，綜合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儒家的思想與理念的確是奠基在倫常日用當中的。如果不能恢復這一點，我們研究得再多也不行，只和自由主義對話也不行。我們還要在生活上在實踐上怎麼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樣態，一個新的生活典範，這個更有吸引力。如果我們這個典範創造出來，那麼在其他生活方式下感覺不舒服的人就可以到中國來。這裡更有人情味，父子之間，夫妻之間，父慈子孝這一套都能得到兼顧。我們對此要有信心，同時還要有一個規劃設計。讓儒學不僅和鄉村結合，而且和城市相結合，我覺得這樣才能期待儒學的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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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智慧與世界難題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周桂鈿
世界之大，問題很多，難題也很多。人類不斷地用智慧解決這些難題。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人類解決這類問題的智慧，稱為科學。二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人類處理這類問題的智慧，稱為人文，或叫文化。以文化人，用文明轉化人們的思想，化解人際矛盾，使之達到和諧。
西方人從自然界中弱肉強食現象體會出優勝劣汰道理，努力探險，深入研究，大大提高對自然界的認識，發展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學提高了人類在自然界的影響力。接着，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人將其他種族的人也當作客觀的征服對象，形成了流行於全世界的殖民地現象。有人為英國殖民政策唱讚歌。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美國應該感謝英國的殖民統治，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獨立運動，應該受到譴責。英國殖民統治好，還是華盛頓獨立運動好？沒有歷史觀念的人對於如此簡單的事實都分不清是否。
蘇聯解體以後，美國成為單極獨霸於世，開始以世界警察自居。幾位美國總統都公然宣稱『美國國家利益至高無上』。換言之，符合美國利益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就是謬誤。這還有什麼道義可言！美軍入侵伊拉克一周年的時候，美國總統高興地說：『終於讓世界人民看到美國的力量！』這等於說，入侵伊拉克是為了顯示美國的力量。在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大儒孟子說：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悅誠服。孔子也曾說：『遠人不服，修德以來之。』兩千年之後，缺乏文明的霸主還沾沾自喜於以力服人！『遠人不服，出兵以壓服之』，這就是霸權的邏輯。壓服總是壓而不服，力不足以抵抗，就要想出各種辦法來報復。這些辦法，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不正常的，有的是恐怖主義。霸權主義走向極端物極必反，不會道義，必將走向滅亡。中國古語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儒家重視和，將和作為出發點，也作為奮鬥的目標。講和就要強調德，如果沒有德就無法實現和。但是只講德也不行，不用實力戰勝邪惡，也實現不了和。孔子講『為政以德』，他又非常讚揚管仲、子產這些法家先驅的政治改革。孟子講『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董仲舒提出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些都是德法並用的思想，貫穿於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由於德法並用的合理性，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包容性，形成民族複雜、人口眾多的文明古國。這些豐富的政治智慧，解決了許多社會難題，也將為解決世界難題貢獻智慧。
儒家文化的『常道』與『新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李存山
孔子對中國文化的相『因』繼承和『損益』發展有着自覺的意識。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裡的『因』可以說就是文化連續性發展的『常道』，而『損益』就是對原有的文化有所減損和增益，以實現文化創新性發展的『新命』。
雖然孔子講了夏、商、周三代之禮（文化）有相『因』的繼承性，但他並沒有說出此相『因』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我認為，儒家文化真正的『常道』應是先秦儒家與秦後儒家所一以貫之、始終堅持、恆常而不變、具有根本的普遍意義的那些道理、原則、理想或理念。以此為判據，如果從『祖述堯舜』講起，那麼，崇尚道德、以民為本、和諧社會，可以說就是儒家文化所承自堯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常道』。而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範疇，因此，儒家文化的『常道』又是以仁愛精神為統率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2月24日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我認為，這裡說的『固有的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脈』，當就是指中國文化的『常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一種發展創新，但它『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此即中國文化發展『變中有常』的辯證法。
習近平特別強調：『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淵源。』我認為，這裡說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說是對儒家文化乃至中國文化之『常道』的一個精闢概括和表述。『常道』之常新，就在於它不僅傳承久遠，而且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它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淵源』，這正是我們要傳承和弘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常』或『因』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而『變』或『損益』就是要實現文化發展的『新命』。那麼，在中國的古今之間有哪些重要的變化呢？第一，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已經轉變為以工商為主的市場經濟；第二，從君主制已經轉變為民主共和制；第三，從服務於君主制的科舉制已經轉變為服務於社會多種需要的現代教育制度；第四，從經學的『權威真理』的思維方式已經轉變為廣義的『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
儒家文化要實現現代化的『新命』，一方面要適應這四個方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轉化或優化這四個方面所出現的問題。如市場經濟中的義利關係問題，政治制度方面的以德治國與自由、民主、法治的問題，教育制度方面的人文素質（『明體』）與工具性知識（『達用』）的問題，思想觀念方面的繼承經學之『常道』與『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王國維語）的問題等，這些問題是需要現代儒學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來解決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年在曲阜市召開的『世界儒學大會』承擔着重要的學術使命。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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