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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居王使者冊生動地反映了中亞使者到漢地貢獻的真實狀況。圖片來源:甘肅省博物館
【項目成果】
2000年前漢代絲綢之路開創時期,位於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中西文明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以來,敦煌漢塞及郵驛遺址先後出土的大量漢代簡牘,記錄了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傳播交流的生動歷史進程。
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來到敦煌漢塞,將盜掘的漢簡3000餘枚與莫高窟敦煌經卷一同劫掠而西,保存在今大英圖書館。羅振玉、王國維聞之扼腕嘆息,奮筆數月著成【流沙墜簡】,喚醒了國人對漢代簡牘的珍視。1944年,向達、閻文儒在玉門關遺址發現漢簡48枚,現藏於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新中國成立後,敦煌地區屢出漢簡。1979年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1217枚,內容豐富。1990年至1992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20000餘枚,是目前國內外單一地點出土漢簡數量最多的一次,懸泉置遺址因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在曆年文物調查工作中,敦煌漢塞陸續發現漢簡數百枚,也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從兩漢史籍和漢簡文獻來看,敦煌在漢代絲綢之路開拓階段具有重要地位。由於張騫鑿空西域,漢代對西方神奇的土地充滿了解的渴望。出於抵禦匈奴入侵的需要,漢朝實施了聯通西域的重大策略。霍去病出師河西,漢開河西四郡,在敦煌設立陽關、玉門關作為出入西域的樞紐,中西文明交流的進程在敦煌留下了清晰的印跡。
漢與西域的暢通交流,是外交與軍事協同作用的結果。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後,以西域絕遠,非人所樂往,於是『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漢朝使者經敦煌到達西域,由於路途遙遠,食糧不繼,往往受到西域諸國欺凌。太初二年,漢武帝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初次出征,由於糧草準備不足,大軍到郁成而中道返回。漢武帝聞之大怒,派出使者遮玉門關,下詔說『軍有敢入者輒斬之』,李廣利只好駐師敦煌。次年,漢又徵發六萬多人,廣備糧草,李廣利復出敦煌一路向西,最終取得了征伐大宛的勝利,得天馬而歸。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敦煌在西域開拓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後,無論是長羅侯聯通烏孫、都護鄭吉屯田西域,還是匈奴日逐王歸漢、西域諸國入朝中原,敦煌出土漢簡文書都有反映。東漢時西域三通三絕,敦煌發揮的作用更加重要:西域副校尉一度設在敦煌,敦煌太守兼領西域——敦煌是漢代聯通西域的咽喉要地。
張騫開拓的絲綢之路,經過武、昭、宣以來數世經營,到西漢中後期,已經形成了使者商旅不絕於途的盛況,掀起了中西文明交流的第一個高潮。從華夏文明向西傳播的進程來看,隨着中原使者商賈經敦煌到達西域,中原文化開始了面向西方的傳播。首先,漢朝為了解決使者食糧供應問題,先後在西域的輪台、渠犁、車師、伊循、赤谷城開設屯田。隨着屯田規模的擴大,漢代農業技術在西域得到了廣泛傳播。特別是水利灌溉技術的實施,有效促進了西域的農田開發。其次,隨着中原使者、商賈出使西域,中原的手工業技術如冶煉、髹漆等技藝也傳到西域諸國,促進了西域社會文化的進步。再次,中原的傳統文化與禮儀制度也向西傳播,西域一些國家如龜茲嚮往中原文明,將中原禮儀制度實施於本國。不少國家派遣侍子、貴人到中原學習文教禮儀。漢朝在西域諸國設官分職,也是華夏文明向西傳播的標誌。
從西方文明向東傳播的狀態來看,敦煌所處的地位更加重要。由於敦煌是西域進入漢朝的第一個郡治,因此也是漢王朝接受西方文化的要衝之地。從敦煌懸泉漢簡的記載來看,西域重要國家如西域北道的車師、孤胡、山國、危須、焉耆、烏壘、渠犁、龜茲、姑墨、溫宿、烏孫、大宛,西域南道諸國如樓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扜彌、渠勒、于闐、皮山、莎車、蒲梨、疏勒,都有與漢朝往來的記載。而不屬西域都護的國家如中亞的康居、大月氏,西亞的烏弋山離,南亞的罽賓,以及史籍未載的祭越、折垣等國,也屢次派遣使者到中原出使貢獻。敦煌設有傳置機構,為西域來漢的國王、貴人、使者提供飲食傳車住宿,懸泉置出土的漢簡對此有忠實記錄。如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經李廣利征伐之後,與漢朝保持着密切往來。懸泉漢簡記載元康年間朝廷發出傳書,派遣使者經敦煌去迎取天馬。漢成帝時,大宛使者又經敦煌到中原貢獻。位於今哈薩克斯坦南部的康居,是張騫出使西域官方接待的第一個國家,雖不屬都護管轄,但一直與漢朝保持着密切往來。宣、元時期,康居都曾遣使貢獻。漢成帝時,又遣子入侍,顯示出與漢朝的重要關係。居於今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是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國。雖然大月氏已據有大夏地而不願東歸,但是懸泉漢簡卻記載了大月氏使者多次到達中原的情況。特別是簡文記載的大月氏雙靡翖侯、休密翖侯派遣使者到達漢地,更是反映了大月氏占有大夏地後鬆散的統治。五翖侯可以自主和漢朝交往,是大夏王朝政治形態的重要反映。處於西亞的烏弋山離,懸泉漢簡記載了敦煌傳置為其使者提供傳車的情況。處於今克什米爾地區的罽賓,懸泉漢簡記載了傳置機構出錢沽酒接待其使者的情況。綜上,中亞、西亞、南亞國家都有與漢朝交往的記載。從簡牘文書來看,這種中西之間的使團交往頗為頻繁,規模不一,大的使團有數百人,一般的也有數十人,是漢代中西文明交流的主要形式。
伴隨着中西使者團體的往來,貢賜及商業貿易也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商賈常常以進貢為名獲取漢朝的賞賜,所謂『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懸泉漢簡記載了當時貢賜貿易的發達。如有七枚漢簡組成的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元帝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到酒泉貢獻駱駝,使者自言他們數次奉獻,進入敦煌後都會受到當地郡縣的飲食接待,地方官吏與使者共同登記所獻駱駝的肥瘦價值。但是這一次卻待遇不公,不但得不到飲食,地方官員獨自評價貢物,將他們進獻的白駱駝說成了黃駱駝,肥駱駝說成了瘦駱駝,為此而上書朝廷。朝廷下文到敦煌郡縣置,要求查清當地接待康居使者的情況。這件文書生動地反映了中亞使者到漢地貢獻的真實狀況。使者爭辯的駱駝黃白肥瘦,正是當時商貢貿易的典型體現。懸泉漢簡記載西方使者貢獻的物品有駱駝、獅子、良馬等物,是絲路貿易的重要內容。
敦煌漢簡記載的漢代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流的盛況,與敦煌所處地理位置有密切關係。史書言西域地區『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敦煌兩關正是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中原使者在此休整準備而踏上西行征途,西域貴人使團到此而得到食宿接待。漢代的敦煌,已經成為絲綢之路上的『華戎所交一都會』。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懸泉置牆壁題記整理與研究』負責人、甘肅簡牘博物館副研究員) |